比較研究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的演變與台灣長期經濟發展的軌跡，我們發現，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和台灣的經濟成長呈現高度負相關；即兩國的經貿關係愈密切，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就愈低！當台灣與美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發展密切的經貿關係時，台灣的經濟發展很輕易的被這些先進國家往上拉升。相反的，當台灣「脫美入中」，與中國經貿關係愈緊密結合時，經濟成長就愈緩慢，甚至被拉下來而向下沉淪。
目前投資中國占台灣對外投資總額八成以上，對中國出口則占台灣總出口四成以上，等於在經濟上「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由於投資過度集中於中國與出口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台灣實已步入經濟「中國化」的陷阱，已被鎖入中國，台灣的經濟安全風險非常大。而一場比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更大風險的中國版金融海嘯正在形成，一旦中國崩潰或經濟硬著陸（遲早的事），台灣經濟將受重創。這也無異是將台灣的經濟命脈置於中國的掌握中。
由於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也不對等的經濟體，兩者經濟規模大小相差非常懸殊；台灣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國營企業佔重要地位，且各級政府介入市場甚深的非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台灣一廂情願依自由市場競爭原則與中國經貿交流，不僅自陷於自由市場的迷思，更已為台灣帶來諸多不利的後果。馬政府為了建構「一中市場」，而與中國簽訂ECFA和「服貿協議」，將導致台灣經濟成長動能完全消失，而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台灣想依賴中國來發展經濟，無異是與虎謀皮、自掘墳墓。台灣如果還是執迷不悟，繼續採取「依賴中國，降低成本」的發展策略，而不改採「投資國內，提升價值，佈局全球」的發展策略，則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將完全由中國來決定，且很快就會受到中國大泡沫破滅的波及而受到重創！ 一、前言
台灣與中國之經貿關係，自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敗退到台灣以來便告中斷，在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下完全沒有經貿交流的空間。直到1987年8月台灣政府才有限度的開放29項中國大陸重要農工原料進口，並於11月開放一般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之後，中國國務院則於1988年7月發表「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廿二條，規定給予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之優惠條件。台灣在1990年8月又發布「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從此，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才又重新展開。
台灣自1987年以來，隨著外匯管制放寬，新台幣大幅升值，以及國內投資環境惡化（例如公共設施不足、治安惡化、政爭不斷…等），而形成國內企業外移的一股推力。另一方面，中國採取經濟開放政策，歡迎台商赴中國投資，而導致中國市場對台商形成一股致命的吸引力。這一推一吸之間，就帶動了台商對中國投資的熱潮。直到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後，中國投資熱才稍微降溫。
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於2001年改採「積極開放」政策，大幅放寬對中國投資，又掀起另一波更大的中國投資熱潮。對中國投資及貿易均大幅成長的結果，不但造成經濟過分依賴中國，也排擠國內投資，而造成國內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上升及貧富差距擴大等負面效果。不過，民進黨執政八年的對中國經貿政策，仍因未對中國「全面開放」而被中國國民黨批評為「鎖國政策」。因此，2008年5月再度政黨輪替，馬政府上台後，馬上對中國採取「全面開放」的政策，與中國的經貿交流更加熱絡、深化。
台灣與中國經貿密切交流、深化的結果，究竟會對台灣發展產生何種影響？台灣能夠繼續維持經濟優勢嗎？或是台灣經濟將因過度依賴中國而終為中國所吸納？這些都是值得國人深切關心的問題。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於探索並解析這些問題。
二、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深化的真相
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深化的實況，可從投資與貿易兩方面來觀察。
(一)在投資方面
如前所述，台灣在1990年8月發布「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之前，與中國完全沒有正式的經貿往來，尤其是在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下完全沒有經貿交流的空間。該管理辦法發佈後，台商赴中國間接投資才有規範可循。隨著當年外匯管制放寬，新台幣大幅升值，以及國內投資環境惡化，而形成國內企業外移的一股推力。加上中國採取經濟開放政策，歡迎台商赴中國投資，導致中國市場對台商形成一股致命的吸引力，而帶動台商對中國投資的熱潮。直到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採取「戒急用忍」政策，以顯示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經濟主權操之在我，中國投資熱才稍微降溫。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投審會）核准對外投資之統計資料，累計自1991年至2000年，總計核准台商間接投資中國總金額為171億美元，平均每年17.1億美元。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由於國會朝小野大，陳水扁總統的施政頻遭掣忖。為了因應當時爆發的國際網路泡沫危機，並化解在野黨（國、親、新泛藍陣營）的抵制，執政的民進黨乃在2001年召開「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簡稱經發會），幾乎是全盤接受主張西進的蕭萬長與產業界的意見，決定對中國採取「積極開放」政策，放棄「戒急用忍」政策，大幅度開放對中國投資。接著，在2002年4月，將對中國投資的禁止類與專案審核類工業產品由原來的239項（佔3.34％）與1,677項（佔23.36％）大幅度降低為僅禁止類102項（僅佔1.42％）。
台灣核准對中國投資的金額乃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99.7億美元;自1991年起累計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達648.7億美元，如再加上未經核准或經由第三地轉投資中國的部分，累計投資中國的金額已超過三千億美元（約10兆新台幣）。同時，台商對中國投資占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也由2000年的0.8％，一路飆升到2007年的2.6％。2008年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再提高到106.9億美元。自2001年至2008年，累計核准金額為584.6億美元，平均每年73.1億美元，是前十年平均的4.3倍。
自1991年至2008年，累計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達755.6億美元。不過，此項資料可能低估甚多。因為有些透過香港、或英屬加勒比海群島（租稅天堂）等間接投資的部分並未包括在內。根據2005年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s to Congress, 2005.），迄2004年底，中國吸引全球直接投資金額高達5,600億美元，其中約有半數（即約2,800億美元）是來自台灣。依英國經濟學人周刊（2009年5月9日）的估計，「台灣投資中國的金額已高達4,000億美元。」
自1991年至2008年，投審會累計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達755.6億美元，占該期間我國核准對外投資總額1,322.5億美元的57%，高居我國核准對外投資的首位。尤其自2000年以來，對中國投資的比重更是大幅提高。在2008年，台灣對外投資總額為151.58億美元，其中以對中國投資106.91億美元為最多，占70.5％；若加上香港3.37億及英屬加勒比海群島16.86億，則投資金額高達127.15億美元，占總對外投資的83.9％。同時，台商對中國投資占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0.8％，一路飆升到2007年的2.61％，2008年的2.73％（若加計香港、英屬加勒比海群島、不必核准及未經核准的部分，比重可能不下於5％）。（以上見王塗發，2009.12）
不過，即使民進黨執政期間對中國採取如此「積極開放」的經貿政策，仍因未對中國「全面開放」而被中國國民黨批評為「鎖國政策」。因此，2008年5月再度政黨輪替，馬政府上台後，馬上就對中國採取「全面開放」政策，更深化與中國的經貿交流。且決定要與中國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並於2010年6月中完成簽署，2011年1月1日正式生效。這完全是為了要建構「一中市場」，與中國經濟整合，要仰賴中國來發展台灣經濟。
由於中國的生產成本遠低於台灣，市場規模又遠大於台灣，故ECFA的簽署自然會造成另一波台灣企業西進潮，使台灣的資金、技術、人才大量流失。依經濟部投審會最新的資料，2010年核准赴中國投資金額（含補辦）高達146.2億美元，創史上最高紀錄，年增率更高達104.76%。2011年與2012年分別為143.8億美元與127.9億美元，都超過100億美元。台灣向中國傾斜的情形顯然是愈來愈嚴重，幾乎是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另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最新資料，2010年上市櫃公司匯往中國資金高達1,750億元，打破歷年紀錄。這些都足以印證ECFA已造成另一波產業西進潮。（見王塗發，2011.10）
另依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ＵＮＣＴＡＤ）所發表的2012年世界投資報告，在全球211個國家或地區中，台灣在2011年吸引的外人直接投資（ＦＤＩ）排名倒數第二。根據這份報告，2011年台灣ＦＤＩ金額為負19.6億美元（台幣592億元），僅優於非洲安哥拉的負55.9億美元，連政治封閉的北韓都不如（北韓有5,500萬美元外資流入）。以上這些數據顯示，ECFA不僅未能使外資增加，反而有減少之勢，也完全刺破了馬政府宣稱簽署ECFA可吸引台商回台投資及外資來台投資的謊言！
借用吳榮義（2012）的表一資料，我們不難看出，陳水扁「積極開放」期台商投資中國不但每件平均金額大幅提高到3.52百萬美元，是李登輝「戒急用忍」期0.9百萬美元的3.9倍，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也大幅提高到68.23億美元，是「戒急用忍」期每年25.57億美元的2.67倍；馬英九「大幅開放」（全面開放）期每件平均金額更大幅提高到15.43百萬美元，是「戒急用忍」期的17.14倍、「積極開放」期的4.38倍，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更大幅提高到117.07億美元，是「戒急用忍」期的4.58倍、「積極開放」期的1.72倍。很明顯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管制台商投資中國，是有收到中國投資熱稍微降溫的效果；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只重「積極開放」，並未落實「有效管理」，使台商的中國投資熱快速升溫；而馬英九則是「全面開放、無意管理」，以建構「一中市場」，與中國「經濟整合」為目標，致使台灣經濟走向幾乎完全依賴中國，而淪為中國經濟附庸（或邊陲）的不歸路！（參見王塗發，2012.09）
註：本表取自吳榮義，2012.09，「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
(二)在貿易方面
台商對中國大量投資，自然導致台、中兩國貿易往來熱絡。根據財政部海關統計資料，台灣對中國（含香港）出口總值，2000年為357.5億美元，到2007年大幅增加到1,004億美元，是2000年的2.8倍；2008年與2009年略降為995.8億與836.9億美元（因2008下半年與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中國大幅減少來自台灣的進口所致），2010年則大幅增加為1,147.4億美元（較前一年增加37.1％），2011年再增加為1240.44億美元（較前一年增加8.1％）。結果，造成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由2000年的24.4％，逐年快速遞增到2007年的40.7％；2008年雖略降為39.0％，但2009年又增為41.1％，2010年為41.8％，再創新高，2011年為40.2％。
台灣自中國（含香港）的進口總值，則由2000年的84.2億美元增加為2007年的298.4億美元，是2000年的3.5倍；2008年續增為328.8億美元，2009年雖略降為255.5億美元，但2010年與2011年就又分別大增為375.7億美元與452.7億美元（年增率分別為47％與20.5％，ECFA顯然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結果，台灣對中國的進口依存度，乃由2000年的6.1％一路上升到2007年的13.6％；到2010與2011年再提高為15.0％與16.1％，連年創新高紀錄。就總貿易依存度來觀察，2000年為15.6％，到2007年大幅提高到28.0％，2010與2011年再提高為29.0％與28.7％。
上述這些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對中國之貿易依賴度有愈來愈高的趨勢，ECFA更發揮了顯著的增強效果。若再加上漁船走私的非法貿易，以及經由其他第三地的貿易等，則實際的貿易依存度更高。對中國如此高的貿易依存度，台灣的經濟安全風險也越來越高。
反觀中國對台灣的貿易依存度則持續在降低。根據行政院陸委會引用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資料，中國對台灣的出口依存度，2000年為2.02％，到2004年最高僅達2.28％，之後就反轉下降，到2007年降為1.92％，2010與2011年再降至1.88％與1.85％。對台灣的進口依存度，2000年為11.33％，到2002年最高達12.9％，之後就反轉下降，到2007年降為10.57％，2010與2011年再降至8.29％與7.17％。對台灣的總貿易依存度，2000年為6.44％，同樣到2002年達最高7.19％，之後就反轉下降，到2007年降為5.72％，2010與2011年再降至4.89％與4.39％。
初期台商西進中國，是將台灣早期的發展模式複製到中國，原先打著兩岸「垂直分工」的如意算盤，在中國設廠生產最終產品，而從台灣進口機器設備與零組件、半成品（中間產品），兩邊分工合作，可以創造雙贏的效果。然而，既然下游產業到中國發展，可以利用當地低廉的勞力與土地來降低生產成本，在政府不斷鬆綁對中國投資管制的「積極開放」與「全面開放」政策下，中、上游產業自然會跟著蜂擁西進中國設廠。結果，上、中、下游整個產業鏈移往中國，台商回台購買零組件與半成品（中間產品）的比例也就跟著降低。
另一方面，中國則仿效台灣早期的經濟發展經驗，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改革開放路上，採取出口擴張與進口替代策略。除了積極吸引台商與外資，大力發展出口產業外，也同時積極培植其國內產業，強化其出口競爭力及進口替代能力。因此，我們看到中國對台灣的進口依存度，自2002年最高點12.9％，逐年下降到2011年的7.17％，乃是必然的結果。其實，根據台灣經濟研究的長期追蹤研究，早就發現台海兩岸的產品競合關係，早已由合作互補的關係轉為競爭替代的關係（見下節）；馬政府的兩岸搭橋計畫，兩岸「分工合作，創造雙贏」的策略，根本就是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
三、台商大舉投資中國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
台商赴中國投資，無可否認的，可能會產生某些短期利益，例如：1.可紓解台灣勞力不足的壓力，使某些勞力密集產業有宣洩外移的出路；2.有助於台商取得中國低廉的原料、勞力與土地使用權；3.有助於台商打入中國市場；4.促使兩國貿易交流、分工合作，可能發揮部分互補互利的效果。然而，並非所有台商都能享受到這些利益而經營成功。中國是個「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國家。在一個缺乏法律制度保護的國家經營企業，風險是很高的；再加上近年來其勞動成本大幅提高，銀行融資取得困難，經營失敗的台商可能要比經營成功的台商來得多。
縱使台商可能享受上述這些短期利益，但若想以此來維持台灣的經濟發展，則無異是「飲鴆止渴」。長期而言，台商大量投資中國，對台灣經濟發展可能產生下列諸多不利的影響：
1. 排擠國內投資，導致產業升級速度減慢
台商大量投資中國造成對台灣投資的排擠作用，在「積極開放」政策後特別顯著。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資料，國內投資率（固定資本形成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由2000年的24.4％連續下降到2003年的19.2％；2004年提高到22.1％之後又一路下滑，到2008與2009年分別降到20.6％與18.3％，創下1970年以來的最低紀錄。按2006年價格計算之實質投資成長率，在2001年更創下最大負成長的紀錄（-17.9％），2003年亦為負成長（-0.1％）；2004年起雖恢復正成長，但2008、2009與2011年又再度出現負成長，分別為-12.4％、-11.2％與-3.9％。其中，民間投資在2001、2008與2009年都大幅下降，分別為負成長24.7％、10.4％與18.4％；2011年亦為負成長（-1.1％）。國內投資遭到排擠的現象十分顯著。
國內投資遭排擠，自然會造成產業空洞化與經濟低迷不振，並影響產業升級的速度。因為多數台商既然可以利用原技術在中國生產原產品，便可較少或不在台灣從事研究與發展的投資活動，也可不必急於謀求企業體質之改善，結果當然會延緩產業升級，影響產業長期競爭力。（註1）
2. 造成台灣出口品被取代的危機
台商投資中國，強化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使台灣的出口產業面臨嚴重的威脅。事實上，這種現象早已發生。根據行政院陸委會的統計資料，在美國的進口市場中，台灣輸美產品的市場佔有率，自1991年的4.72％逐年下滑，到2001年已降至2.92％，到2011年更降至1.9％，2012年再降至1.7％，頻創新低紀錄。相反的，中國輸美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則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3.89％增加到2001年的8.96％，再升高到2011年的18.1％與2012年的18.7％。同期間，在日本的進口市場中，台灣產品的市佔率，由1991年的4.0％微幅上下波動，到2000年達到4.7％的高點後即逐年下降，至2011與2012年都降到2.7％；而中國產品的市佔率，則由1991年的6.0％逐年上升到2005年的21.0％，然後上下波動，2009年升至最高的22.2％，2010至2012年則微幅降為22.1％、21.5％與21.3％。台灣產品與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此消彼長的態勢，十分明顯。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的研究，2004年台灣製造業產品在美國及日本市場被中國產品取代率分別高達13.21％及8.49％，其中尤以高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被中國取代率最高。2004年台灣高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輸往美國市場被中國產品取代率竟高達19.26％，而中、低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被中國取代率分別為8.56％及7.33％。在日本市場，2003年台灣高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被中國取代率為13.22％，而中、低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被中國取代率則分別為7.35％及10.87％。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製造業產品在美國及日本市場被中國取代率最高的不是低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反而是中、高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且被取代的比率自2000年以後幾乎是不斷地提高。兩國相互競爭的替代效果，顯然已逐漸凌駕兩國分工的互補互利效果。（見王塗發，2009.12）
3. 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失業率居高不下
由於台商赴中國投資，對國內投資產生排擠作用，加上台灣產業的出口競爭力受到中國產業的強大威脅，對國內企業形成更大的外移壓力，而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台商大量赴中國投資、生產，自然會帶走就業機會。不僅如此，在中國生產的商品回銷台灣，更打擊本土產業，加重台灣的失業問題。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2004年的研究，台商到中國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影響，在1993～2000年是-7.73％，在2000～2002年是-8.64％。（見王塗發，2009.12）
在2000年以前，我國失業率都維持在3％以下，但自「積極開放」政策之後，失業率就突破3％，在2001年達4.57﹪，2002年更高達5.17％。當時政府採取各種振興經濟方案及就業輔導措施，付出780多億元的代價，才使失業率逐漸降到2007年的3.91％。但是2008年5月馬政府上台後，對中國「全面開放」，加上錯誤的油電雙漲政策，導致失業率又開始回升；2008年7月突破就4％，12月突破5％，全年平均為4.14％。2009年更嚴重，7月突破6％，8月更飆高到6.13％，創台灣史上最高紀錄，且是亞洲四小龍最高；2009年平均失業率達5.85％，亦創下最高紀錄。2010年失業率雖稍下降，但仍處於相對高檔，平均失業率5.21％，是史上次高；2011與2012年分別為4.39％與4.24％，仍屬4％以上的高失業率。
若加計想工作而未找工作者（有些人因長期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勞動市場）的廣義失業率，則2009年高達7.35％，史上最高，2010年雖有下降，但仍高達6.57％。在馬政府大量聘僱臨時工及補助企業聘用員工，以美化失業率的努力下，2010年12月失業率雖降至4.67％，但仍是亞洲四小龍最高（香港4.0％、南韓3.6％、新加坡2.1％）。很明顯的，台商投資中國，造成台灣的失業問題愈來愈嚴重。（見王塗發，2011.03）
4. 導致台灣經濟成長動能不斷流失
台商大舉投資中國，既然排擠了國內投資，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使失業率居高不下，就會連帶導致民間消費成長趨緩。加上台商大量投資中國的結果，估計大約有100到150萬台商幹部及其家眷因工作關係長期或短期住在中國；這群有較高消費能力的消費者，不在台灣消費，也使得整體民間消費能力受到拖累。（見吳榮義，2012.09）隨著台商持續擴大投資中國，國內投資不振，民間消費趨緩，加上過去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引擎—出口又受到中國的競爭替代，促進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便不斷流失。
在此暫且回顧一下台灣長期經濟發展的軌跡。一般對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認為，台灣的經濟起飛發生在1960年代的後期；在1960年代台灣的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達9.2％。1970年代則是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的黃金年代，雖經歷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仍能創造二位數高成長的輝煌紀錄，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0.2％。1980年代雖仍維持高成長，但速度已減緩，平均為8.1％。到1990年代經濟成長速度持續減慢，平均為6.5％，在1998與1999年僅分別為4.6％與5.8％。2000~2009年間再降到3.4％；其中，民進黨執政的八年間（2000年第三季至2008年第二季）平均為4.4％。馬政府執政後，自2008年第三季至2012年第二季，四年間平均只有2.7％，還曾創下連五季（2008年第三季至2009年第三季）負成長的紀錄，比民進黨執政時期的4.4％還差1.7個百分點以上。（見表二）（註2）
表二、 台灣經濟發展簡表
年 期 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
1950-1959 8.4％
1960-1969 9.2％
1970-1979 10.2％
1980-1989 8.1％
1990-1999 6.5％
2000-2009 3.4％
2000Q3-2008Q2 4.4％
2008Q3-2012Q2 2.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如前所述，台灣在1990年8月以前，與中國完全沒有正式的經貿往來，尤其是在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下完全沒有經貿交流的空間。在那樣的環境下，台灣之所以能在1960至1980年代有高度經濟成長的表現，乃是因為在1960年代採取「出口擴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政策，以美國與日本為主的國際市場來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因此，研究台灣經濟發展的學者都認為，「出口是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引擎」。這也表示，台灣早在1960年代就走向「國際化」的發展大道，沒有一般所謂「鎖國」的問題。台灣與美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又是巨大經濟體）發展密切的經貿關係，台灣（小經濟體）的經濟發展便很輕易的被這些先進國家往上拉升。
如果說對中國的經貿交流設限管理就是「鎖國」，那麼在1990年之前，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的輝煌年代，豈不是「鎖國」的千百倍！如果說台灣必須如馬政府的主張，對中國全面開放，依賴「兩岸共同市場」（即「一中市場」）作為發展經濟的活水，那麼1990年代正是馬政府的經濟總設計師，也是倡導「兩岸共同市場」的蕭萬長先生，當經濟部長（1990年6月1日起）、經建會主委、行政院院長（2000年5月19日止），主導台灣經濟發展政策的時代，也同時開放對中國的經貿交流，為何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會由1989年的8.5％降到1998與1999年的4.6％與5.8％？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幾乎完全採行蕭萬長的「積極開放」政策，依照蕭先生的邏輯，應該可以讓台灣的經濟蓬勃發展才是，怎麼還會被中國國民黨批評是「鎖國政策」造成台灣經濟衰退呢？馬政府上台後，「全面開放」對中國的經貿交流，何以經濟成長率反而比民進黨執政時期還低？
事實是，因為「積極開放」與「全面開放」政策導致產業大量西進，台灣向中國輸血，排擠國內投資，造成產業空洞化，民間消費趨緩，加上出口又受到中國的強力競爭替代，才使得台灣的經濟成長動能不斷流失，經濟向下沉淪，經濟成長率每況愈下。對照表一與表二，我們不難發現，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和台灣的經濟成長呈高度負相關；即兩國的經貿關係愈密切，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就愈低！這是因為中國是個開發中國家（平均每人國民所得低），且是個巨大經濟體，台灣「脫美入中」（註3），與中國經濟緊密結合的結果，以一個小經濟體去拉升一個巨大經濟體必然倍感吃力，甚至反而被這個巨大經濟體拉下來而向下沉淪。
5. 造成台灣所得分配持續惡化
失業率不斷升高，失業人數不斷增加的結果，在勞動市場往往造成實質薪資的下滑。這也是民間消費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特別是由於中國勞工成本較台灣低，且地理上鄰近台灣，台商有選擇的機會，比較容易把工作機會轉移到中國，台灣的勞工被逼接受較低的工資水準，而造成台灣實質工資的下降，這就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發生作用的很好例子。（吳榮義，2012.09）
我國實質正常性薪資成長率，在1999年為3.21％，但自2000年以來就都低於1.6％，2004~2008年，除2006年微幅成長0.64％外，都是負成長，2008年負成長3.13％。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2009年1至8月名目及實質平均薪資分別較上年同期減少6.79％及6.11％，都創下史上最大減幅；實質平均薪資更是1997年以來新低。（見王塗發，2009.12）再依主計處的資料，2010年10月，製造業實質薪資為新台幣36,208元，比2009年下降了3.4％（2009年為37,477元，成長率為-8.4％），比1995年的36,269元還低，等於回到15年前的水準；服務業實質薪資為38,405元，比2009年下降了8.6％（2009年為42,035元，成長率為-2.5％），比1992年的39,031元還低，等於回到18年前的水準（見圖一）。（見王塗發，2011.03）
當實質薪資成長低於經濟成長率，甚至負成長時，貧富差距勢必擴大，所得分配不均度必然惡化。依主計處的資料，在2000年，我國五等分最高所得組每戶所得是最低所得組每戶所得（政府移轉收支前）的6.57倍，2001年起都超過7倍，2007年與2008年分別達7.52倍與7.73倍，2009年高達8.22倍，創下史上最高紀錄，比2007年的7.52倍高出0.7倍；2010、2011與2012年分別為7.72倍、8.06倍與8.17倍。另外，根據財政部綜所稅申報資料，國內最富與最窮5％家庭，所得差距由2008年的65倍飆至2011年的95倍，貧富兩極化的情況更加明顯。
圖一、 台灣製造業與服務業實質薪資及其成長率變化圖（1991~20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6. 台灣經濟發展將受制於中國，經濟安全堪憂
中國加強對台灣的經貿交流只是其非武力統戰的一種策略而已；它包藏著極大的政治目的。中國以經濟拉住台灣的統戰策略，其實就是要掌握住台灣的經濟命脈，使其不費一兵一卒就可以達到併吞台灣的目的。而事實上，目前台商投資中國占台灣對外投資總額七成以上（若加計間接投資則高達八成以上），比重顯然太高；台灣對中國出口占台灣總出口四成以上，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也偏高。這等於在經濟上「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中國）裡」。一旦中國經濟硬著陸或衰退，台灣將是最大的受害者。再加上政府不斷地擴大開放中國的農工原料及半成品的進口，已使得影響台灣經濟發展最大的出口市場及生產原料被掌握在中國的手中，無異是將台灣的經濟發展命脈置於中國的掌握之中。這將使中國易於採取干擾台灣出口的政策措施，來影響台灣的產業發展，也更有能力藉經濟抵制之威脅來影響台灣的政策。
中國經濟學者胡鞍鋼，早在2006年就提出「貿易戰七天亡台論」。胡鞍鋼認為台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後，就像患了糖尿病，中國只要「停止供應胰島素」（指採取經貿制裁手段，限制某些項目產品輸出入台灣），只要七天就可讓台灣俯首就範。這就是走「經濟依賴中國」的「殖民經濟」的可能後果！此弊害絕不是任何短暫的、糖衣式的經濟利益所能抵補的。
根據維基解密網站公開美國副國務卿史坦柏格與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2009年5月的對談紀錄文件，李光耀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台灣採取有彈性且務實的策略，最大關鍵是透過經濟加強與台灣的聯繫，就如同現在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一樣，胡錦濤沒有固定時間表，不管要花十年、廿年甚至卅年都可以；但若中國有需要，「必要時可以關閉水龍頭」，隨時可以切斷中國供應台灣的資源（指對台灣的經濟支持）。這一段秘聞反映出何以中國政府要與馬政府簽署ECFA，也印證了吾人對ECFA所引以為憂的後果—簽署ECFA，是將台灣「香港化」，將台灣鎖入「一中市場」，將台灣經濟「中國化」。（見王塗發，2010.06）而李光耀所說的胡錦濤之「關閉水龍頭」說，則是呼應中國政府經濟智囊胡鞍鋼在2006年所提出的「貿易戰七天亡台論」。
即使中國不對台灣採取「貿易戰」，目前台灣出口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高達七成，而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又超過四成，只要中國減少自台灣進口，台灣的經濟馬上就會受到嚴重的衝擊，2008年8月到2009年第一季中國大幅減少自台灣進口就是最好的例子。自2008年8月份台灣接自中國（含香港）的訂單年增率轉為負數，到11、12月的訂單年增率均創下逾四成跌幅，2009年1月更破天荒跌破五成，2009年第一季，台灣對中國出口大減45％，減幅居主要出口國之冠，乃是造成台灣該季經濟成長率負10.24％的主要因素，也是在全球金融風暴中台灣經濟受創最大的主要原因。
由於內需市場有限，台灣的經濟發展向來相當仰賴國際市場。因此，台灣的景氣受國際景氣循環波動的影響甚大。例如，2001年美國網路科技泡沫化與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都造成台灣經濟負成長。尤其2008年金融風暴的源頭在美國，我國金融保險業受到波及的程度相對而言並不大，但我國的總體經濟受創程度卻最深，2008年經濟成長率由前一年的6％大幅下降到0.7％，居亞洲四小龍之末；2009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較前一年同期衰退10.24％，全年經濟衰退1.9％，皆創下1951年有經濟統計紀錄以來的最大衰退幅度。主要的原因就是對中國依賴過深，而2008年第四季與2009年第一季，我國對中國出口大幅減少所致。（見王塗發，2010.06）
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經濟本就具有資源依賴性（98％以上的能源仰賴進口）與市場依賴性（依賴出口市場）的兩種脆弱特性。在馬政府簽署ECFA，要把台灣推入「一中市場」後，台灣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度更高，又多了一項國家依賴性（依賴單一國家）的特性，使台灣的經濟安全風險倍增。只要中國經濟打個噴嚏，台灣經濟就會重感冒；一旦中國崩潰或經濟硬著陸，台灣經濟受創程度將遠甚於2001年國際網路科技泡沫與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情況，台灣經濟安全十分堪憂。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在其新著《2014~2019經濟大懸崖》的台灣版序文中也對台灣提出警告：「現代史上最大的泡沫在中國，一旦這個泡沫破滅，台灣所受的衝擊將比世界上多數國家更大。」（哈利•鄧特二世，2014.03）
四、開放金融交流對台灣的可能影響
繼ECFA之後，去年（2013年）6月21日馬政府又與中國簽署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如今進入立法院的審議階段，就等立法院審議通過後正式生效。服貿協議乃是依ECFA文本第四條服務貿易的條文，雙方密室黑箱「磋商」後所簽署的協議。簽署服貿協議就是要進一步具體落實ECFA，讓「一中市場」的建構往前再邁進一大步，更深化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服貿協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開放金融交流與中資來台的影響，因為它將危及台灣的金融穩定、社會安定與國家安全。本節先就開放金融交流對台灣的可能影響來分析，中資來台的可能影響部分留到下一節分析。
開放台灣金融業西進及中資進入台灣金融服務業，是在為台灣與中國金融整合鋪路。金融業西進中國，對台灣的衝擊將更甚於製造業西進的影響，將使「錢進中國、債留台灣」的情況更加惡化。製造業者投資中國如果失敗，其損失僅限於投資額度，且完全由該投資業者自行承受。而銀行業是特許行業，其投資資金則大多來自社會大眾的存款，可能是其自有資金的十幾倍。銀行業西進中國，是拿台灣的資金去資助中國發展經濟，獲利的是中國與銀行財團；但若投資失利（包括呆帳率偏高）、發生問題時，金融風險必會延燒回台灣，往往會造成「擠兌潮」，嚴重者更有可能形成金融危機，影響台灣國家經濟穩定。而中國銀行界的呆帳比率又向來偏高；近年來其潛藏的金融風險更不斷升高。
中國目前正面臨四大經濟危機：影子銀行、地方債、公司債、資產（房地產）泡沫；一場比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更大風險的中國版金融海嘯正在形成。根據中國社科院統計，2012年底，中國影子銀行（主要包括個人理財業務及信託商品）的規模約人民幣20兆元（約合新台幣100兆元）；（註4）地方債的規模亦約人民幣20兆元，且今年將進入償債高峰期。根據美國標準普爾（S&P）統計，到去年底中國非金融類公司債總額快速暴增到12兆美元（約合人民幣74.6兆元），已達其ＧＤＰ的120％。
在房地產方面，中國BWCHINESE中文網2月18日報導指出，中國房市已開始崩盤或處於崩盤的前夕：很多三、四線城市已有價無市，各地出現鬼城；銀行已開始緊縮房地產業的銀根（近年來中國一直在閙錢荒，與此不無關係）；很多富人（如香港首富李嘉誠、中國萬科董事長王石）開始撤資房地產，溫州炒房團也已在中國各地拋售房地產。另外，《看雜誌》引用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網2月8日之刊文「專家稱中國房地產泡沫崩盤時間就在今明二年」，指出：中國經濟學者茅于軾認為，房地產泡沫根本沒可能軟著陸只有崩盤；另一經濟學家謝國忠則認為，中國房地產泡沫大到史無前例，銀行要出大事不可避免。（見《看雜誌》第141期，2014年3月號，第66頁）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2014.03）更警告：「中國是最後也是最大的泡沫，經濟將硬著陸。過度建設、驚人的房地產泡沫，…。泡沫破裂時，中國將如大象倒地，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一旦這些泡沫連環爆破，所造成的中國版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殺傷力將遠甚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而台灣與中國經濟整合的程度又遠比2008年時來得更深，受創程度必然比當年（2009年經濟成長率-1.8％）更嚴重。
面對潛藏諸多地雷的今日中國經濟，台灣金融業大舉西進，固然仍可能有獲利的機會，但風險絕對更高。即使是擁抱「服貿協議」的金管會主委曾銘宗也曾在4月中表示，國銀對中國曝險額度已達新台幣1.5兆元，且在快速增加；國銀未來最大風險來源是中國。其實，吾人早已指出，在中國經濟亮麗的外表之下潛藏不少危機與風險；過去二十多年失衡的發展模式（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已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嚴峻的挑戰，如過度無效率投資、國營企業無效率、貿易摩擦、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及金融危機等經濟問題，大量失業、所得分配不均、貪污腐敗、抗爭事件頻傳等社會問題，以及因經濟過熱而造成的能源不足與環境惡化等問題。（見Wang，2008. 12）迄今，這些問題並未能獲得有效的解決，且有惡化之趨勢，中國經濟硬著陸乃是遲早的問題。如今開放金融業大舉西進，無異是要將其推入中國的火坑！
另一方面，中國國營銀行規模非常大，其四大國營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與中國銀行）中的任一家之資產（2012年底最大的中國工商為新台幣84.4兆元、第四大的中國銀行為新台幣61兆元）都遠超過台灣所有銀行的資產總和（2012年底為新台幣36.2兆元），中國的銀行要併吞台灣的銀行乃是輕而易舉。
雙方除了規模相差非常懸殊外，台灣的銀行業，大部分都是民營銀行，股權分散，但中國的銀行則是國營或公營，股權集中。這也是台灣與中國基本上不對等之處。台灣的銀行如果要取得中國那邊的銀行的經營主導權，至少要取得超過50％的股權才有辦法；這對台灣的銀行來說，除了一些迷你型的村鎮小銀行外，根本就不可能。但是中國的銀行來台灣這邊只要取得不到20％的股權，甚至只要10％的股權，就可能取得經營主導權。例如財政部對第一金控公司的持股比例僅佔13.35％（最大股東），但擁有7席董事，還兼董事長與總經理，就對第一金控公司與第一銀行具有絕對的控制力。甚至還有許多銀行，具有控制力的最大股東之持股比例還不到10％。
而依「服貿協議」，馬政府開放單一中國的銀行得申請投資台灣上市(櫃)銀行、金控公司的持股比率提高至10%(如加計中國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為15%)；參股投資金控公司子銀行的持股比率可達20%。中國的銀行要併吞台灣的銀行本就輕而易舉，更不用說要取得10％至20％的股權。馬政府如此開放金融交流，正是開啟中資銀行前來併吞台資銀行的大門；等於歡迎中國來掌握台灣的金融體系，進而掌握台灣的經濟命脈。
五、中資來台對台灣的可能衝擊
馬英九曾於2012年8月27日接受專訪時強調，台灣資金到大陸（中國），有人說是錢進大陸（中國），但又不讓陸資（中資）來台，這叫什麼政策？所以他同意，對於陸資（中資）來台，「只有再開放的空間」。這就是馬式的「對等」（表相對等）思維！其實，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已成為淨資本輸出國，引進外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引進技術，促進產業升級，而不是要補國內資本之不足。迄今，台商累計對中國投資的資金已超過四千億美元（新台幣十二兆元），近年來每年核准對中國投資更是超過百億美元，足可證明。台灣既不缺資金，且產業技術又領先中國，馬政府為何要引中資來台？
馬政府以「自由化」、「全球化」為藉口，對中國「全面開放」，經貿交流要完全正常化，顯然是別有居心。這其實就是馬政府所提倡的兩岸間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與資訊全面自由化之「兩岸共同市場」（即一中市場）的一環。一旦「一中市場」建構完成，中國與台灣的經濟關係，將有如1970年代「國際依賴理論」所描繪的宗主與附庸（dominance and dependence）或中心與邊陲（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的關係。台灣的經濟將完全被中國所掌控，台灣的「經濟主權」必然喪失，台灣將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
根據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的「核心—邊陲」理論：區域經濟整合後，貿易成本下降，廠商到市場規模較大的區域投資與生產相對更為有利，導致市場規模愈大的區域所享受的經濟整合利益愈大，最後成為經濟整合區域內投資與生產的核心，而市場規模居於劣勢的區域，則因產業外移成為邊陲，投資與生產活動不增反減，整體犧牲最大。很顯然的，為了建構「一中市場」，而與中國簽訂ECFA和「服貿協議」，將對台灣產生克魯曼教授所說的「軸心（hub）—輪輻（spoke）」效應。台灣與中國間將進一步轉變為克魯曼教授所說的城鄉經貿關係：除土地不能移動外，其他生產要素大都將外移中國，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將完全消失，而成為中國經濟的附庸。（林向愷，2009.12；王塗發，2010.06）
表面上看來，「服貿協議」開放的市場僅11個服務業領域、64項目，但對照轉換成國內行業別分類方式（產業分類可粗可細），實際開放逾一千項行業，可說是「生、老、病、死」一網打盡，「食、衣、住、行、育、樂」無一倖免，相關本土中小企業將遭受嚴重衝擊，受到衝擊人數超過4百萬人。勞動市場受此衝擊，將造成實質薪資繼續下滑，財富與所得分配更趨不均。服務業的產值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七成以上，就業人數占六成多，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將遠甚於製造業受到ECFA衝擊所造成的影響。簽署ECFA已造成製造業空洞化；簽署服貿協議將造成服務業空洞化，對台灣影響更大。（見王塗發，2013.10）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者絕大多數是國營企業，即使是民營企業，也往往具有黨政軍背景，其對外投資主要是為了要取得其所需之能源、原物料或關鍵技術。旅美中國經濟專家何清漣（2014.03）也指出：「中國世紀之交開始的第一波對外投資潮，主要由國有企業帶動，目的是獲得能源、礦產和落後國家的土地。但現在的第二波投資潮，國企、民營平分秋色，盯準的是品牌、技術和利潤。」
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的經濟體，彼此關係也不對等。在2013年，中國GDP高達9.2兆美元，僅次於美國的16.8兆美元，經濟規模居全球第二，而台灣僅將近0.5兆美元，兩者經濟規模大小相差非常懸殊；台灣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國（公）營企業佔重要地位，且各級政府介入市場程度甚深的非自由市場經濟。台灣是個民主法治的社會，而中國則是一個極權人治的社會。在如此本質上極不對等的情況下，台灣的資金到了中國將有如掉進黑洞一般。台資到中國，必須持股超過50%才能掌控在中國的公司（註5），但是中資介入台灣公司的經營，不必持股超過一半，在一般情況下甚至只要持有10％~20%的股權，中資就可以主導、操控在台灣的公司之經營，也可輕易地將關鍵技術搬回中國。中資取得台灣產業的先進技術，促進中國的產業升級，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在美、日、歐等主要國際市場上擊垮台灣企業，使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更加非得依賴中國不可。
何況台商「錢進中國」與「中資來台」的本質完全不同：開放台商（不論是製造業或服務業）「錢進中國」是「投懷送抱、自投羅網」；而開放「中資來台」則是「開門揖盜、引狼入室」。台商投資中國與中資來台投資的目的完全不同；前者在於追求私人利潤，後者則別具政治目的。台商「錢進中國」，是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賺取大量外匯，絲毫也不會去影響中國的政經政策，只會淪為中國用來恐嚇台灣的「人質」；而「中資來台」則是來挖取台灣的關鍵技術，或是別具政治目的的「戰略性」投資，包括變相移民、影響台灣股市、房市、媒體及金融穩定，進而影響台灣的經濟與金融政策，掌控台灣的經濟命脈，以促進「經濟一體化」。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就曾警告：中資來台後，政府若無法有效管理中國藉股權投資取得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將導致技術嚴重外流。2012年爆發友達兩前主管涉竊面板機密給中國，以及幾年前中芯竊取台積電的機密技術，都足以顯示中國企業要取得先進技術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台灣一旦關鍵技術被掏空而喪失技術優勢，就失去經濟持續成長的動能，也就失去經濟的優勢。然而，在「服貿協議」內，馬政府依照中國的標準來界定投資者對一家公司的「控制力」，強調開放中資對電信、海運、倉儲、貨運承攬…等服務業之總持股比例需低於50％，不具控制力。這根本就是用來欺騙國人的「假管制」，因為中資來台，持股不必到50％，只要達20％，甚至10％，即可能控制其參股的公司。這樣的開放擺明就是要「引狼入室」，讓中資來挖取台灣的關鍵技術，要將台灣「奉送」給中國，先完成「經濟一體化」，以利於政治上的「終極統一」。
馬政府早在2009年6月30日就已開放中資來台投資公共建設，允許中資可以透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BOT）模式」）投資；主要項目包括「民用航空站及其設施」、「港埠及其設施」、「觀光及遊憩重大設備」三大類，其中民用航空站與設施及港埠設施之中資持股比率應低於50%。服貿協議配合馬政府之前已開放中資來台BOT公共工程，屆時機場、港口等支持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一旦被中資BOT，中國更可掌握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何況機場、港口等設施也攸關國家安全，萬一被中資BOT，屆時台灣就完完全全被中國掌控了。
此外，開放第二類電信之一般業務（但總持股比率不超過50％），同樣影響國家安全至鉅。電信產業是國家戰略性產業，由對台灣具有敵意、不放棄以武力併吞台灣的中國入股或買下台灣的電信業，不但容易產生企業情資被掌握、個資外洩等威脅，更影響國家安全，萬一中國與台灣發生軍事衝突，中資投資的電信公司究竟會站在那一邊、會扮演何種角色，應是不言可喻的。
六、台灣經濟發展的正途
台灣自2001年逐漸步入「脫美入中」的歧途後，與中國經貿關係愈來愈緊密結合，實已落入經濟「中國化」的陷阱，致經濟成長每況愈下。台灣經濟該如何走出當前的困境？個人認為，應以「本土化」與「國際化」策略，來化解經濟「中國化」的危機：深耕台灣、佈局全球、領先中國（見王塗發，2012.10）。簡述如下：
（一）深耕台灣：改善投資環境，致力永續發展。
1. 改善國內環境，促進產業升級
（1）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修訂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加強基礎建設、提供低廉租金的土地，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來吸引企業根留台灣。
（2）政府應輔導傳統產業轉型，協助業者開發設計具有本土特色的產品，致力於產業升級，並創造就業機會。
（3）協助廠商培植或自先進國家引進研發與科技人才，尤其是高階科技人力與國際化人才(如國際金融、國際企管、科技管理、智慧財產權、國際事務之法律專家)。
（4）獎勵廠商從事研發、創新，提升產品價值，建立品牌，行銷全球。
2. 致力永續發展：以「質」的提升取代「量」的擴增;追求以改善生活品質與環境品質為目標的「永續發展」，取代以提高生活水準為目標，卻犧牲環境品質的經濟成長。
（1）發展綠色環保產業（如生態旅遊業）
（2）發展綠色再生能源產業（21世紀的主流產業）
（3）發展知識密集產業（高附加價值）
（4）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具本土特色）
（二）佈局全球：加強與技術先進國家之經貿關係與技術合作。
1. 積極落實與美、日、歐等先進國家及越南、印度、印尼等鄰近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或積極規劃加入美國所主導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善用加入WTO後之商機與機會，加強與美、日、歐等技術先進國家之企業策略聯盟或技術合作、或自其引進先進技術。
2. 積極與亞太各國包括日本、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共同研商亞太經濟穩定發展策略。
（三）領先中國：保持技術領先中國，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1. 不斷提高技術水準，促進產業升級，以保持領先中國的優勢，而擺脫中國的威脅。
2. 進行下列觀念革新的心理建設
（1）改正「政經分離」與「依賴中國發展台灣經濟」的危險觀念；重建「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思維。
（2）打破「中國化」等於「全球化」的迷思;改正追求「全球化」必須對中國「全面開放」的錯誤觀念。
（3）改正中國為「世界市場」的錯誤觀念；正確了解中國非市場經濟、非法治及獨裁統治的本質。
（4）赴中國投資及與中國經貿交流，應以國家社會整體利害為評估之考量，不應以個別企業之利益為考量。
3. 對中國投資及開放中資來台必須審慎規範，積極管理
（1）對於台商申請赴中國投資的重大投資案，應提出對台灣總體經濟與國家安全的衝擊評估報告，以為審核之依據；對於違規者則應予嚴懲。
（2）基於利益迴避原則及防範中國「以商圍政」策略，應推動對中國投資陽光法案及中國投資資訊透明化。
（3）定期公布中國磁吸效果對於國內失業、稅收及所得分配不均的影響，並提出有效的因應對策。
（4）對開放中資來台投資必須嚴謹規範，並確實管理，避免危害台灣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
七、結語
台灣與中國之經貿關係，在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下完全沒有經貿交流的空間。台灣政府在1990年8月發布「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之後，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才重新展開，很快就形成一股中國投資熱潮。在1996年發生台海飛彈危機，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後，台灣的中國投資熱才稍微降溫。但是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於2001年放棄「戒急用忍」政策，改採「積極開放」政策，大幅放寬製造業對中國投資，而掀起另一波中國投資熱潮。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的馬政府上台後，馬上對中國採取「全面開放」政策，並開放金融服務業與中國交流，且與中國簽署ECFA，而造成另一波更大的中國投資熱潮。台灣與中國的經貿交流乃更加熱絡、深化。
比較研究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的演變與台灣長期經濟發展的軌跡，我們發現，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和台灣的經濟成長呈現高度負相關；即兩國的經貿關係愈密切，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就愈低！當台灣與美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發展密切的經貿關係時，台灣的經濟發展很輕易的被這些先進國家往上拉升。相反的，當台灣「脫美入中」，與中國經貿關係愈緊密結合時，經濟成長就愈緩慢，甚至被拉下來而向下沉淪。
目前投資中國占台灣對外投資總額八成以上，對中國出口則占台灣總出口四成以上，等於在經濟上「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由於投資過度集中於中國與出口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台灣實已步入經濟「中國化」的陷阱，已被鎖入中國，台灣的經濟安全風險非常大。而一場比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更大風險的中國版金融海嘯正在形成，一旦中國崩潰或經濟硬著陸（遲早的事），台灣經濟將受重創。這也無異是將台灣的經濟命脈置於中國的掌握中。
由於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也不對等的經濟體，兩者經濟規模大小相差非常懸殊；台灣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國營企業佔重要地位，且各級政府介入市場甚深的非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台灣一廂情願依自由市場競爭原則與中國經貿交流，不僅自陷於自由市場的迷思，更已為台灣帶來諸多不利的後果。馬政府為了建構「一中市場」，而與中國簽訂ECFA和「服貿協議」，將導致台灣經濟成長動能完全消失，而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台灣想依賴中國來發展經濟，無異是與虎謀皮、自掘墳墓。台灣如果還是執迷不悟，繼續採取「依賴中國，降低成本」的發展策略，而不改採「投資國內，提升價值，佈局全球」的發展策略，則台灣未來的發展將完全由中國來決定，且很快就會受到中國大泡沫破滅的波及而受到重創！
註釋：
1.對比台灣與南韓自2000年以來的經濟發展策略與成就，即可印證此一推論之不虛。南韓是採取「投資國內，壯大自己，提升價值，建立品牌，佈局全球」的發展策略；台灣則是「投資中國，壯大敵人，降低成本，從事代工，搶進中國」。南韓的國內投資率，在2000至2008年間平均為29％；台灣僅20.2％。同期間，對中國實際投資占本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南韓平均為0.53％，遠低於台灣的1.78％；在2008年南韓僅0.35％，而台灣則高達2.73％。 在2000年，南韓平均每人GDP11,349美元，僅為台灣平均每人GDP14,704美元的77％。但由於兩國採取不同的經濟發展策略（南韓是「提升價值與全球化」與台灣則是「降低成本與中國化」），南韓努力促進產業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而台灣則仰賴中國「降低成本」，減緩產業升級，到了2004年，南韓平均每人GDP提高到15,038美元，已超越台灣的15,012美元；到2007年更提高到21,655美元，把台灣的17,154美元遠遠拋諸於後。（見王塗發，2010.06）
2.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時即遭逢國際網路科技泡沫，造成2001年經濟負成長（-1.65％）；第二次政黨輪替，馬政府上台後則遭逢全球金融風暴，加上錯誤的油電雙漲政策，導致2009年經濟負成長（-1.8％），創下台灣六十多年來經濟成長最差的歷史記錄。
3.台灣早期採取「出口擴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政策，以美國與日本為主的國際市場來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在1980年代，台灣對美國的「出口依存度」曾高達40％以上，還一度接近50％，但自1990年代以來就逐年下降，目前已降至11％左右；相反的，自1990年代開始與中國經貿交流以來，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就逐年上升，目前已高達40％以上。台灣的經濟發展顯然是在走「脫美入中」的歧途。
4.不過，摩根大通銀行則估計，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已達人民幣36兆元，占中國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超過六成。
5.台資到中國，即使持股比例達50％（不超過50％），仍無法控制該參股公司。例如，2007年新光三越百貨轉投資北京新光天地，持有半數股份，因經營權之爭，新光三越少東就曾遭中國以「涉及經濟犯罪」之罪名留置，就是最有名的例子。
參考文獻：
1.王塗發，2013.10，「從ECFA看服務貿易協議對台灣的影響」，李登輝民主協會《民主視野》第八期-2013冬季刊，第21-27頁。
2.王塗發，2012.10，「台灣經濟發展的危機與出路」，發表於「從當代問題探討台灣主體性的確立」學術研討會，台北市，2012年10月20日-21日。（會議手冊，總頁155-164）
3.王塗發，2012.09，評論「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發表於「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台北市，2012年9月21日。（收錄於《台灣安保通訊》第二十四期，【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專輯】，2012年10月，第66-71頁。）
4.王塗發，2011.10，「深化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對台灣的影響」，發表於「台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研討會，台北市，2011年10月22、23日。
5.王塗發，2011.03，「馬英九締造三十年來台灣痛苦指數新高紀錄」，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3期，2011年3月30日，第110-114頁。
6.王塗發，2010.06，「從ECFA看台灣的經濟危機與出路」，新台灣國策智庫TBT政策論壇1：ECFA大衝擊：台灣的危機與挑戰，台北市：新台灣國策智庫出版，2010年6月，第三章，第43-65頁。
7.王塗發，2009.12，「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的真相與省思」，群策會群策叢書018，ECFA的政經災難—群策會論壇紀實，2009年12月初版，第57-68頁。
8.吳榮義，2012.09，「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社團法人台灣安保協會「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第27-53頁。（收錄於《台灣安保通訊》第二十四期，【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專輯】，2012年10月，第28-59頁。）
9.何清漣，2014.03，「中國海外投資漸長，世界反應日趨複雜」，《看雜誌》第141期，2014年3月號，第56-58頁。
10.林向愷，2009.12，「簽訂ECFA將讓台灣徹底邊陲化」，群策會群策叢書018，ECFA的政經災難—群策會論壇紀實，2009年12月初版，第93-100頁。
11.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2014.03，2014~2019經濟大懸崖：如何面對有生之年最嚴重的衰退、最深的低谷，商周出版，台北市，2014年3月。（原著書名：The Demographic Cliff: How to Survive and Prosper During the Great Deflation of 2014~2019）
12.Wang, To-far, 2008. 12,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Challenges” 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and Cheng-Yi Lin edited,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chapter 5),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UK.
（本文發表於「2014金融與經濟政策研討會」，台北市，2014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