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 月3 日是台灣民主最黑暗的一天，當晚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的12位「御用委員」越權否決了十萬多人連署的ECFA公投案，扼殺了台灣的直接民權，讓台灣的民主蒙羞。當天行政院院長吳敦義接受《玉山周報》專訪，則強調該公投案是「矛盾」且「無意義」，行政院加以否決是為所應為。他還強力推銷ECFA，並認為簽了ECFA，產業比較不會外移，不簽的話產業很快就會外移。如此封殺「公投」的卑劣手段令人不齒；這般強力推銷ECFA的說詞更令人無法苟同。
根據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的「核心—邊陲」理論：區域經濟整合後，貿易成本下降，廠商到市場規模較大的區域投資與生產相對更為有利，導致市場規模愈大的區域所享受的經濟整合利益愈大，最後成為經濟整合區域內投資與生產的核心，而市場規模居於劣勢的區域，則因產業外移成為邊陲，投資與生產活動不增反減，整體犧牲最大。而台灣與中國簽訂ＥＣＦＡ，則將對台灣產生克魯曼所說的「軸心（hub）—輪輻（spoke）」效應。由於中國分別與東協及台灣簽訂雙邊貿易優惠協定，而台灣與東協間則無類似協定，使得台灣與東協間的貿易成本高於中國與東協間的貿易成本。中國將成為東協—中國—台灣經濟區域的軸心，而台灣則淪為輪輻。因此，在無法與世界主要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的情形下，與中國簽訂ＥＣＦＡ將更加速台商西進中國，造成第二波的產業外移。
除了上述理論的推論，我們亦可從香港的經驗來預判與中國簽訂ＥＣＦＡ的可能後果。香港在1997年7月回歸中國，2003年受到SARS的衝擊後，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國北京政府簽訂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當時香港政府一再宣傳，簽訂CEPA後，在中國的香港製造業，會因零關稅而回港設廠，創造工作機會。但根據《香港統計月刊》的資料，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製造業的生產總值及其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就一直下降，由1998年的70,849百萬港元（占GDP的6.1％）降到2003年的44,403百萬港元（占GDP的3.7％）。簽訂CEPA後，情況仍繼續惡化。到2008年製造業的生產總值續降到38,710百萬港元（僅占GDP的2.5％），香港製造業幾乎已空洞化。很顯然，簽訂CEPA後，在中國的港商，並沒有因零關稅而回港投資設廠。而且，香港生產性服務業因進入中國市場障礙降低，開始大量移往中國，形成香港第二波產業外移，各行業專業人才紛紛北移中國珠三角。現在馬政府也以同樣的說詞，強調簽訂ECFA後，就可以吸引在中國的台商回台投資設廠。但從香港的經驗來看，這是不可能的，且反而會造成第二波產業西進潮。
CEPA不但造成香港製造業空洞化，也導致勞工薪資所得下降，貧富差距擴大。CEPA簽訂後，製造業部門就業人數由2003年的17萬2千餘人，縮減到2007年的14萬6千7百多人。平均薪資所得，更由港幣27,708元下降至24,244元。香港貧窮問題持續惡化，貧窮人口由2003年的116.6萬人增加到2009年上半年的123.6萬人，為歴年來最高。香港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最貧窮及最富有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2001年，最富有的十分一家戶的收入是最貧窮十分一家戶的45.78倍，到2006年擴大為51.75倍。2006年的基尼係數0.533，為亞洲最高，被聯合國指為發展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者。
香港在製造業空洞化情況下，造成製造業大量工人失業或工人收入減少。香港原為亞洲金融中心，其金融保險服務業的競爭力向來就很強，而製造業就業人口占香港總就業人口的比例也不高，故製造業所釋放出來的數萬失業人口尚可被服務業（包含由中國所操控的觀光、休閒旅遊業）所吸收，而不致於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然而，台灣的情況完全不同，以2008年為例，台灣的服務業占全國GDP的73.3％，工業占25.0％（製造業占21.7％），農業占1.7％；但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只占全國總就業人口的58.0％，工業占36.8％（製造業占27.7％），農業占5.1％。而台灣金融保險服務業的競爭力又不如香港那麼強。若簽訂ECFA後，如香港的CEPA造成製造業空洞化，而衝擊台灣的工業與農業，則工業約383萬（其中製造業約289萬）及農業約54萬就業人口中受到衝擊而可能釋放出上百萬的失業人口，恐怕絕不是台灣的服務業所能吸收得了，則ECFA必為台灣帶來嚴重的失業問題，也會導致台灣的貧富差距更加擴大。
（刊於玉山周報「玉山論壇」，第53期，2010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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