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發展的危機與出路

一、前言
台灣曾經創造了經濟奇蹟，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但最近的表現卻如同奄奄一息的小蟲一般。台灣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成長率（即經濟成長率）從第一季的0.4％跌到負0.18％，不僅淪為亞洲四小龍之末，甚至在亞洲十二個主要國家或地區中首次墊底，而且是唯一負成長的國家。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海關進出口統計，累計今年前九月出口共2,235.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9％；與亞洲主要國家相比，也是敬陪末座，今年全年度出口幾乎確定是負成長。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青年失業率經常高達二位數，實質平均薪資倒退到十五年前的水準，八月份「痛苦指數」高達7.82％（通貨膨脹率3.42％加失業率4.4％）創1981年以來新高，也是亞洲四小龍中最痛苦（南韓、新加坡與香港分別為4.3％、5.9％與6.9％）。對這樣的經濟情勢，連馬英九口中的經濟總設計師蕭萬長先生也在10月3日悵然地表示說，他參與並見證台灣經濟發展半世紀，很少見到像現在這樣，社會各界充斥著無力與茫然，顯示台灣經濟正陷入坐困愁城的變局中，瀰漫著迷失方向的焦慮不安。
曾幾何時，台灣經濟竟從雲端跌落谷底！何以致之？孰令致之？2008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時，馬蕭配（馬英九與蕭萬長先生）的競選主軸是「拚經濟」，並以「六三三」及「我們準備好了」等口號，成功為中國國民黨奪回政權。今年馬英九仍誇口，中國國民黨比民進黨更會拚經濟，更有能力因應歐債危機，要求選民再給他四年時間，並以「黃金十年」口號騙選票，而連任成功。多數的台灣人民選出一個號稱「更會拚經濟」、口說要「拚經濟」的人來主政，怎麼四年多來經濟不見起色，反而陷入坐困愁城的危局中呢？台灣經濟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造成台灣經濟坐困愁城的因素是什麼？台灣經濟還能振衰起蔽嗎？如何才能讓台灣經濟撥雲見日？台灣經濟發展的出路安在？這些都是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士會關懷的課題，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課題。
二、台灣經濟發展回顧
我們先從台灣的長期經濟發展軌跡來觀察、分析。一般對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認為，台灣的經濟起飛發生在1960年代的後期；在1960年代台灣的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達9.2％。1970年代則是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的黃金年代，雖經歷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仍能創造二位數高成長的輝煌紀錄，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0.2％。1980年代雖仍維持高成長，但速度已減緩，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8.1％。到1990年代經濟成長速度持續減慢，再降為6.5％，在1998與1999年僅分別為4.6％與5.8％。2000~2009年間再降到3.4％。其中，民進黨執政的八年間（2000年第三季至2008年第二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4.43％。馬政府執政後，自2008年第三季至2012年第二季，四年間平均年經濟成長率只有2.7％，還曾創下連五季（2008年第三季至2009年第三季）負成長的紀錄，比民進黨執政時期的4.43％還差1.7個百分點以上。（見表1）馬英九誇口說，中國國民黨比民進黨更會拚經濟，但事實證明正好相反！
表1  台灣經濟發展簡表
　年    期     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
1950-1959    8.4％
1960-1969    9.2％
1970-1979    10.2％
1980-1989    8.1％
1990-1999    6.5％
2000-2009    3.4％
2000Q3-2008Q2
2008Q3-2012Q2    4.43％
2.7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台灣如此的經濟發展狀況，受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的密切程度之影響很大。而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的密切程度，則因主政者的態度而有很大的差別。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自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敗退到台灣以來便告中斷。在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大原則下，台灣與中國完全沒有經貿交流的空間。直到1987年7月15日在台灣實施38年的戒嚴令取消，8月台灣政府才有限度地開放29項中國大陸重要農工原料進口，並於11月開放一般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之後，中國國務院則於1988年7月發表「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廿二條，規定給予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之優惠條件。台灣在1990年8月又發布「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從此，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才逐步展開。
台灣自1987年以來，隨著生產成本提高，外匯管制放寬，新台幣大幅升值，以及國內投資環境惡化（例如公共設施不足、治安惡化、政爭不斷…等），而形成國內企業外移的一股推力。另一方面，中國採取經濟開放政策，歡迎台商赴中國投資，而導致中國市場對台商形成一股致命的吸引力。這一推一吸之間，形成一股巨浪，更帶動台商對中國投資的熱潮。直到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後，中國投資熱才稍微降溫。
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於2001年改採「積極開放」政策，大幅放寬對中國投資，又掀起另一波更大的中國投資熱潮。對中國投資及貿易均大幅成長的結果，不但造成經濟過分依賴中國，也排擠國內投資，而造成國內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上升及貧富差距擴大等負面效果。在吳澧培、彭明敏、吳榮義與黃天麟等幾位資政與國策顧問的反映與建議後，陳水扁才在2006年的總統元旦文告中，宣示以「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取代之前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但行政部門似乎是陽奉陰違，仍未能有效抑制對中國的投資熱潮。不過，民進黨執政八年的對中國經貿政策，仍因未能對中國全面開放而被中國國民黨批評為「鎖國政策」。因此，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5月20日馬政府上台後，馬上對中國採取「全面開放」的政策，與中國的經貿交流更加熱絡、深化。（王塗發，2011）
吳榮義（2012）將台灣的中國經貿政策分為四個時期來探討：蔣經國時期(1988年以前)、李登輝時期(1988–2000)、陳水扁時期(2000–2008)、馬英九時期(2008–  )。蔣經國時期即是「三不政策」時期，李登輝時期又分為摸索期與戒急用忍期，陳水扁時期為積極開放期，馬英九時期為大幅開放期。在這四個時期，不同主政者對中國經貿交流開放的態度大不相同，導致台商對中國的投資有非常大的差異。由表2的資料可以看出，在陳水扁「積極開放」期，台商投資中國不但每件平均金額大幅提高到3.52百萬美元，是「戒急用忍」期0.9百萬美元的3.9倍，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也大幅提高到68.23億美元，是「戒急用忍」期每年25.57億美元的2.67倍；在馬英九「大幅開放」（全面開放）期，每件平均金額更大幅提高到15.43百萬美元，是「積極開放」期的4.38倍、「戒急用忍」期的17.14倍，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更大幅提高到117.07億美元，是「積極開放」期的1.72倍、「戒急用忍」期的4.58倍。可見經濟誘因（如生產成本差異與市場大小差別）固然重要，但政策鬆綁的影響更大。很明顯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商投資中國是有顯著效果的。遺憾的是，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只重「積極開放」，並未落實「有效管理」，而馬英九更是「全面開放、無意管理」，致使台灣經濟走向幾乎完全依賴中國，而淪為中國經濟附庸（或邊陲）的不歸路！
 
（取自吳榮義，2012）

三、台灣經濟發展的危機
從台灣的長期經濟發展軌跡與政府的經貿政策深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造成台灣經濟坐困愁城的主要因素，乃是短期漠視民生疾苦的油電雙漲政策與打擊資本市場的復徵證所稅政策，以及長期經濟「中國化」的錯誤經貿政策。長期而言，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中國的經濟「中國化」，乃是台灣經濟發展最大的危機。以下僅就長期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中國可能導致的危機加以剖析，有關短期漠視民生疾苦的油電雙漲政策與打擊資本市場的復徵證所稅政策請參見王塗發（2012），不再贅述。
（一）企業大量西進，排擠國內投資，導致產業空洞化。
自2000年以來，台灣經濟成長率大幅下滑，實起因於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在2001年召開的「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簡稱經發會），幾乎是全盤接受蕭萬長先生與幾位紅頂商人的意見，決定對中國採取「積極開放」政策，大幅度開放對中國投資。台灣核准對中國投資的金額乃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99.7億美元，2008年再提高到106.9億美元。自2001年至2008年，累計核准金額584.6億美元，平均每年73.1億美元，是前十年平均的4.3倍。
自1991年至2008年，經濟部投審會累計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達755.6億美元，占該期間我國核准對外投資總額1,322.5億美元的57%，高居我國核准對外投資的首位。尤其自2000年以來，對中國投資的比重更是大幅提高。在2008年，台灣對外投資總額為151.58億美元，其中以對中國投資106.91億美元為最多，占70.5％；若加上香港3.37億及英屬加勒比海群島16.86億（可能也是轉投資中國），則投資金額高達127.15億美元，占總對外投資的83.9％。同時，台商對中國投資占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0.8％，一路飆升到2007年的2.61％與2008年的2.73％；若加計香港、英屬加勒比海群島、不必核准及未經核准的部分，比重可能不下於5％。
因為「積極開放」導致企業大量西進，排擠國內投資，在2001年國內投資率由前一年的25.33％大幅降低為19.46％，2002年再降至18.9％，國內投資成長率自2001至2003年連續三年負成長，造成產業空洞化。再加上2001年剛好碰上美國網路科技泡沫化，美國矽谷哀鴻遍野，台灣最大的出口產業電子資訊業受創慘重，也波及整體製造業，導致當年台灣經濟負成長（-1.65％），創下台灣經濟首度負成長的紀錄。（王塗發，2011）
然而，中國國民黨對於如此對中國「積極開放」的經濟政策還是不滿意。因此，馬政府一上台就決定要對中國「全面開放」，且要與中國簽署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並於2010年6月中完成簽署，2011年1月1日正式生效。之後包括觀光、空運、海運、食品安全、金融合作、中資來台…等18項協議也陸續簽署。這完全是為了要建構「一中市場」，與中國經濟整合，要仰賴中國來發展台灣經濟。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就認為，經濟依賴中國不是壞事，如果中國不讓我們依賴才是問題。
由於中國的生產成本遠低於台灣，市場規模又遠大於台灣，故ECFA的簽署自然會造成另一波台灣企業西進潮，使台灣的資金、技術、人才大量流失。依經濟部投審會的資料，2010年核准赴中國投資金額高達122.3億美元，創史上新高，年增率更高達101.87%，2011年再度改寫紀錄，達131億美元。另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2010年上市櫃公司匯往中國資金高達1,750億元，打破歷年紀錄。這些都足以印證ECFA已造成另一波產業西進潮。投審會資料也顯示，2010年僑外資來台投資金額減少20.56%。另依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ＵＮＣＴＡＤ）所發表的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在全球211個國家或地區中，台灣去年吸引的外人直接投資（ＦＤＩ）排名倒數第二。根據這份報告，去年台灣ＦＤＩ金額為負19.6億美元（台幣592億元），僅優於非洲安哥拉的負55.9億美元，連政治封閉的北韓都不如（北韓有5,500萬美元外資流入），更與南韓的46.6億美元天差地別。以上這些數據顯示，ECFA不僅未能使外資增加，反而有減少之勢，也完全刺破了馬政府宣稱簽署ECFA可吸引台商回台投資及外資來台投資的謊言！
馬政府對中國「全面開放」的結果，台灣對外投資超過八成集中在中國，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已逾四成，只要中國經濟打個噴嚏，台灣經濟就會重感冒。馬政府創下連五季（2008年第三季至2009年第三季）經濟負成長的紀錄，尤其是2009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負10.24％，該年經濟負成長1.9％，都創下六十年來台灣經濟表現最差的紀錄，主要原因就是台灣對中國出口大減之故，尤其2009年第一季大減45％，減幅居主要出口國之冠。根據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累計今年前九月出口共2,235.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9％。與亞洲主要國家相比，敬陪末座，今年全年度出口幾乎確定是負成長。台灣出口衰退的主因乃是對中國倚賴太深，當中國經濟大好，台灣在初期或許還能分杯羹，但隨著中國進口替代政策發揮效果，產業逐漸升級後，兩岸產業從早期的垂直分工演變成相互競爭大於互補的狀態，中國對原物料、半成品、機器設備等的進口替代能力增強後，對台灣的進口需求乃持續下降。如今又碰上歐債危機，中國出口成長趨緩，中國經濟成長亦隨之趨緩，台灣出口自然首當其衝、且長期看衰。馬執政第一任四年間（自2008年第三季至2012年第二季）平均年經濟成長率只有2.7％，不是沒有道理的。
（二）台灣的經濟命脈將被中國所掌握，而危及台灣的國家安全。
ECFA實已把台灣鎖入「一中市場」，經濟發展幾乎完全依賴中國。這是一個非常墮落的經濟發展政策，只求讓企業降低生產成本，殺價競爭，而怠於研發、創新、提升產品價值。誠如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所言，到中國投資設廠若以低工資為競爭優勢，是一種迷思。然而，遺憾的是，馬政府與中國簽署ECFA，把台灣鎖入「一中市場」，就是想利用中國的低工資來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
對比台灣與南韓自2000年以來的經濟發展策略與成就，更加凸顯此一發展策略的無比墮落。南韓是採取「投資國內，壯大自己，提升價值，建立品牌，佈局全球」的發展策略；台灣則是「投資中國，壯大他人，降低成本，從事代工，搶進中國」。南韓的國內投資率，在2000至2008年間平均為29％；台灣僅20.2％。同期間，對中國實際投資占本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南韓平均為0.53％，遠低於台灣的1.78％；在2008年南韓僅0.35％，而台灣則高達2.73％。南韓企業非常著重研發、提升產品價值、建立自我品牌，例如三星電子公司有員工逾16萬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研發人才，每年投資的研發費用高達7兆韓元（約合新台幣1,900億元），在美國申請的專利數目僅次於IBM，比微軟與英特爾還多（依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梁瓊如教授的報告）；這些都是台灣企業所望塵莫及的。梁瓊如教授還指出，2009年第三季，三星的獲利總和是九家日本電子大廠包含索尼（Sony）、東芝、三洋加起來的兩倍。另根據韓國聯合通訊社（Yonhap）報導，依8 月10日收盤價為準，南韓6個主要出口行業的大企業市值超越了日本同行企業，這6個行業別為半導體、顯示器、煉油、建設、鋼鐵與造船。在半導體業中，南韓龍頭企業三星電子的市價總值為198.559兆韓元（約合1,757.61億美元），大幅超出日本半導體龍頭企業東芝的16.591兆韓元（約合146.86億美元）11倍。（王塗發，2012）
在2000年，南韓平均每人GDP11,349美元，僅為台灣平均每人GDP14,704美元的77％。但由於兩國採取不同的經濟發展策略（南韓「提升價值與全球化」，而台灣則是「降低成本與中國化」），南韓努力促進產業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而台灣則仰賴中國「降低成本」，減緩產業升級，到了2004年，南韓平均每人GDP提高到15,038美元，已超越台灣的15,012美元；到2007年更提高到21,761美元，把台灣的17,154美元遠遠拋諸於後。之後因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南韓於2008與2009年跌落20,000美元以下，但到2010年就回升至20,751美元，2011年更創高峰達22,784美元；而台灣亦隨著起伏，直到2011年才突破20,000美元大關，達20,122美元。如以人均國民所得（GNI）來比較，南韓從2006年的19,691美元升至2007年突破2萬美元的21,632美元，之後因全球金融危機餘波盪漾，分別在2008、2009年降回19,161美元、17,041美元，至2010年又再回升到20,562美元，2011年更創下22,489美元的歷史顛峰；台灣在2006年為14,724美元，2007與2008年分別為15,192與15,194美元，2009年降為14,255美元，2010與2011年才回升到16,471與17,590美元，一直都遠落後於南韓。附帶的效果是：南韓的失業率由2000年4.4％降到2008年3.2％，2009、2010與2011年分別為3.7％、3.7％與3.4％；而台灣則由3.0％上升到4.14％，2009、2010與2011年更飆高到5.85％、5.2％與4.4％。（王塗發，2012）
目前南韓已分別與歐盟、東協、美國（幾乎是全球市場的三分之二）等完成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在主要國際市場上攻城略地，以落實其「全球化」策略。反觀台灣的馬政府則僅急於與中國簽署ECFA，獨賴「中國化」一味藥方，而完全鎖入「一中市場」。台灣的DRAM產業與兩兆雙星的面板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幾乎被韓國打趴，不是沒有原因的。
馬政府與中國簽署ECFA及後續的18項協議，都是為了要建構「一中市場」，是配合中國「以經促統」的統戰策略，落實中國的「經濟一體化」方針。根據最早主張「一中市場」的蕭萬長之闡述，未來這個市場（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在ＷＴＯ的架構規範下，追求進一步的經濟整合，兩岸間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與資訊全面自由化，…最終達到經貿政策與貨幣的全面統一。這樣的「一中市場」，實與中國所謂的「經濟一體化」完全吻合。一旦「一中市場」建構完成，經貿政策與貨幣全面統一，台灣的經濟將完全被中國所掌控，台灣的「經濟主權」與台灣的主體性必然喪失殆盡，台灣將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那麼，政治上走向「終極統一」也就水到渠成了，中國就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吞下台灣。而這些協議中，金融合作與中資來台對台灣的衝擊將遠甚於大幅鬆綁台商對中國的投資，因為製造業台商投資中國，由投資者自負盈虧責任，但金融合作與中資來台對台灣的衝擊將危及台灣的金融穩定、社會安定與國家安全。
馬英九於2012年8月27日接受專訪時強調，對於陸資（中資）來台，「只有再開放的空間」。馬英九指稱，台灣資金到大陸（中國），有人說是錢進大陸（中國），但又不讓中資來台，這叫什麼政策？所以他同意「只有再開放的空間」。在雙十節的講話，馬又宣稱「將大幅放寬外來資金投入台灣產業的限制，未來開放是常態，管制是例外。」這其實就是要擴大鬆綁中資來台。因此，經濟部長施顏祥在當天下午行政院的記者會中馬上表示，僑外資來台將改為「事後報備」制，中資來台也會進一步檢討開放，「預期幅度不會太小」。
其實，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者絕大多數是國營企業，即使是民營企業，也往往具有黨政軍背景，其對外投資是具有政治目的的，主要是為了要取得其所需之能源、原物料或關鍵技術。中國也會運用其龐大的「國家財富主權基金」，對外進行「戰略性」投資。因此，中資來台當然是為了要取得較先進的技術，或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戰略性」投資，包括影響台灣股市、房市、媒體及金融穩定，進而影響台灣的經濟與金融政策，以促進「經濟一體化」。（參見王塗發，2009）
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的經濟體，彼此關係也不對等。2011年中國GDP高達7.3兆美元，僅次於美國的15兆美元，經濟規模居全球第二，而台灣僅0.466兆美元，兩者經濟規模大小相差非常懸殊；而且中國國營銀行規模超大，其四大國營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與中國銀行）中的任一家之資產都超過台灣所有銀行的資產總和。同時，台灣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國營企業佔重要地位的非自由市場經濟。在此不對稱、不對等的情況下，台商為了追求私利而「錢進中國」，是幫中國創造就業機會，賺取大量外匯；而「中資來台」則是來挖取台灣的關鍵技術，掌控台灣的經濟命脈。金融合作與中資來台的結果，將導致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被掏空，台灣的金融體系被中國所操控，台灣的經濟命脈被中國所掌握，台灣的經濟主權淪喪，更會危及台灣的國家安全。
四、台灣經濟發展的出路
在馬政府主政下，台灣經濟已經失去動能，已經得了無能癌症，還有救嗎？還有藥醫嗎？一般對付癌症，要不是動手術，就是化療。而台灣經濟已經得了仰賴中國扶持的軟骨無能癌症，已經深陷經濟「中國化」的危機，要救就非得動手術不可。因為台灣經濟癌症是過度依賴中國所造成的，所以個人曾提出的手術治療方案是：以「本土化」與「國際化」策略，化解經濟「中國化」的危機。簡述如下：
（一）立足台灣、深耕台灣：改善投資環境，致力永續發展。
1. 改善國內環境，促進產業升級
（1）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修訂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加強基礎建設、提供低廉租金的土地，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
（2）政府應輔導傳統產業轉型，協助業者開發設計具有本土特色的產品，致力於產業升級，並創造就業機會。
（3）協助廠商培植或自先進國家引進研發與科技人才，尤其是高階科技人力與國際化人才(如國際金融、國際企管、科技管理、智慧財產權、國際事務之法律專家)。
（4）獎勵廠商從事研發、創新，提升產品價值，建立品牌，行銷全球。
2. 致力永續發展：以「質」的提升取代「量」的擴增;追求以改善生活品質與環境品質為目標的「永續發展」，取代以提高生活水準為目標，卻犧牲環境品質的經濟成長。
（1）發展綠色環保產業（如生態旅遊業）
（2）發展綠色再生能源產業（21世紀的主流產業）
（3）發展知識密集產業（高附加價值）
（4）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具本土特色）
（二）放眼世界、布局全球：加強與技術先進國家之經貿關係與技術合作。
1. 積極落實與美、日、歐等先進國家及越南、印度、印尼等鄰近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善用加入WTO後之商機與機會，加強與美、日、歐等技術先進國家之企業策略聯盟或技術合作、或自其引進先進技術。
2. 積極與亞太各國包括日本、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共同研商亞太經濟穩定發展策略。
（三）小心中國、領先中國：保持技術領先中國，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1. 不斷提高技術水準，促進產業升級，以保持領先中國的優勢，而擺脫中國的威脅。
2. 進行下列觀念革新的心理建設
（1）改正「政經分離」與「依賴中國發展台灣經濟」的危險觀念；重建「深耕台灣布局全球」的思維。
（2）打破「中國化」等於「全球化」的迷思;改正追求「全球化」必須對中國全面開放的錯誤觀念。
（3）改正中國為「世界市場」的錯誤觀念；正確了解中國非市場經濟、非法治及獨裁統治的本質。
（4）赴中國投資及與中國經貿交流，應以國家社會整體利害為評估之考量，不應以個別企業之利益為考量。
3. 對中國投資及開放中資來台必須審慎規範，積極管理
（1）對於台商申請赴中國投資的重大投資案，應提出對台灣總體經濟與國家安全的衝擊評估報告，以為審核之依據；對於違規者則應予嚴懲。
（2）基於利益迴避原則及防範中國「以商圍政」策略，應推動對中國投資陽光法案及中國投資資訊透明化。
（3）定期公布中國磁吸效果對於國內失業、稅收及所得分配不均的影響，並提出有效的因應對策。
（4）對開放中資來台投資必須嚴謹規範，並確實管理，避免危害台灣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
五、結語
台灣經濟在馬政府主政下已經得了無能癌症，吾人所開出的治療處方如能落實，或許假以時日尚能改變台灣經濟體質，扭轉台灣經濟發展的頹勢。但是台灣經濟癌症乃是馬英九一手造成的，在馬英九主政下，對吾人所提出的處方向來都視若無睹、置若罔聞。連任後的馬政府仍然執迷不悟，甚至更加倒行逆施，把台灣經濟逼上垂死之路。若讓馬政府繼續如此惡搞下去，台灣經濟必死無疑。因此，要扭轉台灣經濟發展的頹勢，挽救台灣經濟的唯一活路，乃是早日政黨再輪替，不能再苦等四年。那麼，明年就應先全面罷免支持ECFA、支持油電雙漲及支持復徵證所稅的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讓該黨在國會不過半，進而罷免馬英九。否則，台灣經濟終必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隨中國崩潰或中國經濟硬著陸而衰竭。然而，這些作為辦得到嗎？能寄望現在的在野黨有此能耐嗎？我們且拭目以待！


六、參考文獻
王塗發（2012.08），「台灣經濟頹勢能否扭轉？」，發表於「如何扭轉台灣經濟頹勢？」座談會，台灣教授協會主辦，2011年8月19日。
王塗發（2011.10），「深化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對台灣的影響」，發表於「台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研討會，台灣教授協會主辦，2011年10月22、23日。
王塗發（2009.08），「中資來台對台灣經濟命脈之威脅」，發表於「中資風暴—開放中資來台：引狼入室？」座談會，群策會主辦，2009年8月29日。（收錄於《ECFA的政經災難》群策會輯，2009年12月初版，第184-192頁。）
吳榮義（2012.09），「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發表於「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台灣安保協會-日本李登輝之友會主辦，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12年9月21日。


本文將發表於「從當代問題探討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學術研討會
台灣教授協會主辦，台北市
2012年10月20、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