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對台灣的影響

一、前言
台灣與中國之經貿關係，自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敗退到台灣以來便告中斷，在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下完全沒有經貿交流的空間。直到1987年8月台灣當局才有限度地開放29項中國大陸重要農工原料進口，並於11月開放一般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之後，中國國務院則於1988年7月發表「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廿二條，規定給予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之優惠條件。台灣在1990年8月又發布「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從此，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才又重新展開。
台灣自1987年以來，隨著外匯管制放寬，新台幣大幅升值，以及國內投資環境惡化（例如公共設施不足、治安惡化、政爭不斷…等），而形成國內企業外移的一股推力。另一方面，中國採取經濟開放政策，歡迎台商赴中國投資，而導致中國市場對台商形成一股致命的吸引力。這一推一拉之間，形成一股巨浪，更帶動台商對中國投資的熱潮。直到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後，中國投資熱才稍微降溫。
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於2001年改採「積極開放」政策，大幅放寬對中國投資，又掀起另一波更大的中國投資熱潮。對中國投資及貿易均大幅成長的結果，不但造成經濟過分依賴中國，也排擠國內投資，而造成國內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上升及貧富差距擴大等負面效果。前總統陳水扁乃於2006年元旦文告中宣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政策；但行政部門似乎是陽奉陰違，故仍未能抑制對中國的投資熱潮。不過，民進黨執政八年的對中國經貿政策，仍因未對中國全面開放而被中國國民黨批評為「鎖國政策」。因此，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5月20日馬政府上台後，馬上對中國採取「全面開放」的政策，與中國的經貿交流更加熱絡、深化。
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的真相為何？台灣有「鎖國」嗎？台灣與中國經貿密切交流，究竟會對台灣產生何種影響與後果？台灣能夠繼續維持經濟優勢嗎？或是台灣經濟將因過度依賴中國而終為中國所吸納？這些都是值得國人深切關心的問題。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於探索並解析這些問題。

二、台灣經濟發展回顧
先從台灣的長期經濟發展軌跡來觀察。一般對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認為，台灣的經濟起飛發生在1960年代的後期；在1960年代台灣的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達9.2％。1970年代則是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的黃金年代，雖經歷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仍能創造二位數高成長的輝煌紀錄，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0.2％。1980年代雖仍維持高成長，但速度已減緩，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8.1％。到1990年代經濟成長速度持續減慢，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降為6.5％，在1998與1999年僅分別為4.6％與5.8％。2000~2009年間再降到3.4％（2000~2010年間為4.1％）。其中，民進黨執政的八年間（2000年第三季至2008年第二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4.43％；若不計2001年國際網路科技泡沫造成的負成長，則平均成長率為5.30％。馬政府執政後，自2008年第三季至2011年第二季，三年間平均年經濟成長率只有3.19％，還曾創下連五季（2008年第三季至2009年第三季）負成長的紀錄。即使今年會有如行政院主計處所預測的4.81％經濟成長率及明年第一、二季分別為4.01％、3.77％，則馬政府執政四年的平均年經濟成長率也只有3.38％，比民進黨執政時期的4.43％還差1個百分點以上。（見表1）

表1 台灣經濟發展簡表
　年 期 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
1950-1959 8.4％
1960-1969 9.2％
1970-1979 10.2％
1980-1989 8.1％
1989 8.5％
1990-1999 6.5％
1998 4.6％
1999 5.8％
2000-2009 3.4％
2000-2010 4.1％
2000Q3-2008Q2 4.43％
2008Q3-2011Q2 3.1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台灣在1990年8月發布「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之前，與中國完全沒有正式的經貿往來，尤其是在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下完全沒有經貿交流的空間。在那樣的環境下，台灣之所以能在1960至1980年代有高度經濟成長的表現，乃是因為在1960年代採取「出口擴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政策，以美國與日本為主的國際市場來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因此，研究台灣經濟發展的學者都認為，「出口是帶動台灣經濟發展的引擎」。這也表示，台灣早在1960年代就走向「國際化」的發展大道，沒有一般所謂「鎖國」的問題。
如果說對中國的經貿交流設限管理就是「鎖國」，那麼在1990年之前，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的輝煌年代，則是「鎖國」的千百倍！如果說台灣必須如馬政府的主張，對中國完全開放，依賴「兩岸共同市場」（即「一中市場」）作為發展經濟的活水，那麼1990年代正是當今馬政府的經濟總設計師蕭萬長先生當經濟部長（1990年6月1日起）、經建會主委、行政院院長（2000年5月19日止）主導台灣經濟發展政策的時代，也同時開放對中國的經貿交流，為何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會由1989年的8.5％降到1998與1999年的4.6％與5.8％？
2000年政黨輪替後，由於陳水扁總統相信「民進黨缺乏財經人才」的流言，必須向中國國民黨請教財經政策，故在2001年召開的「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簡稱經發會），幾乎是全盤接受蕭萬長先生與幾位紅頂商人的意見，決定對中國採取「積極開放」政策，大幅度開放對中國投資。接著，在2002年4月，將對中國投資的禁止類與專案審核類工業產品由原來的239項（佔3.34％）與1,677項（佔23.36％）大幅度降低為僅禁止類102項（僅佔1.42％）。
台灣核准對中國投資的金額乃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99.7億美元;自1991年起累計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達648.7億美元，如再加上未經核准或經由第三地轉投資中國的部分，累計投資中國的金額已超過三千億美元（約10兆新台幣）。同時，台商對中國投資占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也由2000年的0.8％，一路飆升到2007年的2.6％。
如此執行蕭萬長先生的開放政策，依照蕭先生的邏輯，應該可以讓台灣的經濟蓬勃發展才是，怎麼還會被中國國民黨批評是「鎖國政策」造成台灣經濟衰退呢？事實是，因為「積極開放」導致產業大量西進，排擠國內投資，國內投資成長率自2001至2003年連續三年負成長，造成產業空洞化。再加上2001年剛好碰上美國網路科技泡沫化，美國矽谷哀鴻遍野，台灣最大的出口產業電子資訊業受創慘重，也波及整體製造業，導致當年台灣經濟負成長（-1.65％），創下台灣經濟首度負成長的紀錄。這也顯示台灣這種「依賴性經濟」的脆弱性。台灣是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系，相當依賴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但出口若太過集中於單一市場，則一旦該市場經濟衰退便會嚴重衝擊台灣的經濟。一般經濟學者主張「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就是要分散市場，以降低經濟風險。（見王塗發，2008.12）
然而，馬政府一上台就決定要對中國「全面開放」，且要與中國簽署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並於2010年6月中完成簽署，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這完全是為了要建構「一中市場」，與中國經濟整合，要仰賴中國來發展台灣經濟。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就認為，經濟依賴中國不是壞事，如果中國不讓我們依賴才是問題。
由於中國的生產成本遠低於台灣，市場規模又遠大於台灣，故ECFA的簽署自然會造成另一波台灣企業西進潮，使台灣的資金、技術、人才大量流失。依經濟部投審會資料，2010年核准赴中國投資金額高達122.3億美元，創史上新高，年增率更高達101.87%；另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最新資料，2010年上市櫃公司匯往中國資金高達1,750億元，打破歷年紀錄。這些都足以印證ECFA已造成另一波產業西進潮。投審會資料也顯示，2010年僑外資來台投資金額減少20.56%，顯示ECFA不僅未能使外資增加，反而有減少之勢。結果，創下連五季（2008年第三季至2009年第三季）經濟負成長的紀錄，而自2008年第三季至2011年第二季，三年間平均年經濟成長率則只有3.19％。
目前投資中國占台灣對外投資總額七成以上（若加計間接投資則高達八成以上），而對中國出口則占台灣總出口四成以上，等於在經濟上「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中國）裡」。一旦中國經濟硬著陸，台灣將是最大的受創者；更不用說，這等於是將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奉送給中國掌握。中國的經濟學者胡鞍鋼在2006年就提出「貿易戰七天亡台論」，主張中國若採經貿制裁手段，限制某些項目產品輸出入台灣，只要七天就可讓台灣俯首就範。這就是走「經濟依賴中國」的「殖民經濟」的可能後果！
三、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強化的真相
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強化的實況，可從投資與貿易兩方面來觀察。
(一)在投資方面
台灣政府於1990年8月發佈「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後，台商赴中國間接投資才有規範可循。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投審會）核准對外投資之統計資料，累計自1991年至2000年，總計核准台商間接投資中國總金額為171億美元，平均每年17.1億美元。
在2001年召開的「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簡稱經發會），決定對中國採取「積極開放」政策，大幅度開放對中國投資。接著，在2002年4月將對中國投資的禁止類與專案審核類工業產品由原來的239項（佔3.34％）與1,677項（佔23.36％）大幅度降低為僅禁止類102項（僅佔1.42％）。台灣核准對中國投資的金額乃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99.7億美元，2008年再提高到106.9億美元。自2001年至2008年，累計核准金額為584.6億美元，平均每年73.1億美元，是前十年平均的4.3倍。
自1991年至2008年，累計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達755.6億美元。不過，此項資料可能低估甚多。因為有些透過香港、或英屬加勒比海群島（租稅天堂）等間接投資的部分並未包括在內。根據2005年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迄2004年底，中國吸引全球直接投資金額高達5,600億美元，其中約有半數（即約2,800億美元）是來自台灣。依英國經濟學人周刊（2009年5月9日）的估計，「迄今台灣投資中國的金額已高達4,000億美元。」
自1991年至2008年，投審會累計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達755.6億美元，占該期間我國核准對外投資總額1,322.5億美元的57%，高居我國核准對外投資的首位。尤其自2000年以來，對中國投資的比重更是大幅提高。在2008年，台灣對外投資總額為151.58億美元，其中以對中國投資106.91億美元為最多，占70.5％；若加上香港3.37億及英屬加勒比海群島16.86億，則投資金額高達127.15億美元，占總對外投資的83.9％。同時，台商對中國投資占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0.8％，一路飆升到2007年的2.61％，2008年的2.73％（若加計香港、英屬加勒比海群島、不必核准及未經核准的部分，比重可能不下於5％）。（以上見王塗發，2009.12）
由於馬政府對中國「全面開放」，在簽署ECFA後又造成另一波台灣企業西進潮，依投審會資料，2010年核准赴中國投資金額高達122.3億美元，創史上新高，年增率更高達101.87%；今年1~8月核准金額為96.0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再增加22.11億美元，或29.9％。投審會資料亦顯示，今年1~8月核備對外（不含中國）投資金額為18.87億美元，僅較去年同期增加2.32％。依此計算，今年1~8月核准赴中國投資金額占總對外投資金額的83.58％。以對外投資而言，台灣向中國傾斜的情形顯然非常嚴重，幾乎是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二)在貿易方面
台商對中國大量的投資，自然導致台、中兩國貿易往來熱絡。根據財政部統計處的統計資料，台灣對中國出口（含經香港轉口輸往中國）總值，2000年為355.5億美元，到2007年大幅增加到1,004.9億美元，是2000年的2.8倍；2008年與2009年略降為995.8億與836.9億美元（因2008下半年與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中國大幅減少來自台灣的進口所致），2010年則大幅增加為1147.4億美元（較前一年增加37.1％）。結果，造成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由2000年的24.0％，逐年快速遞增到2007年的40.7％；2008年雖略降為39.0％，但2009年又增為41.1％，2010年為41.8％，再創新高。2011年1~9月對中國（含香港）出口總值為944.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0.6％；對中國出口依存度為40.6％。
台灣自中國（含香港）的進口值，則由2000年的84.1億美元增加為2007年的298.5億美元，2008年續增為329.1億美元，2009年雖略降為255.5億美元，但2010年就又大增為375.7億美元（較前一年大增47％，此為ECFA的效果）。結果，台灣對中國的進口依存度乃由2000年的6.0％一路上升為2007與2008年的13.6％與13.7％，到2009與2010年再提高為14.65％與14.95％。2011年1~9月，自中國（含香港）進口總值為348.6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29.5％；對中國的進口依存度更提高到16.23％，續創新高紀錄。
上述這些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對中國之貿易依賴度有愈來愈高的趨勢，ECFA更發揮顯著的增強效果。若再加上漁船走私的非法貿易，以及經由其他第三地的貿易等，則實際的貿易依存度更高。對中國如此高的貿易依存度，等於是將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置於中國的掌握中，台灣的經濟安全風險也越來越高。
四、台商大舉投資中國對台灣與中國的影響
（一）對台灣的影響
台商赴中國投資，無可否認的，可能會產生某些短期利益，例如：1.可紓解台灣勞力不足的壓力，使某些勞力密集產業有宣洩外移的出路；2.有助於台商取得中國低廉的原料、勞力與土地使用權；3.有助於台商打入中國市場；4.促使兩國貿易交流、分工合作，可能發揮部分互補互利的效果。然而，並非所有台商都能享受到這些利益而經營成功。中國是個「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國家。在一個缺乏法律制度保護的國家經營企業，風險是很高的；再加上近年來其勞動成本大幅提高，銀行融資取得困難，經營失敗的台商可能要比經營成功的台商來得多。
縱使台商可能享受這些短期利益，但若想以此來維持台灣的經濟發展，則無異是「飲鴆止渴」。長期而言，台商大量投資中國，對台灣可能產生下列諸多不利的影響：
1. 排擠國內投資，導致產業升級的速度減慢
台商大量投資中國造成對台灣投資的排擠作用，在「積極開放」政策後特別顯著。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資料，國內投資率（固定資本形成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由2000年的24.4％連續下降到2003年的19.2％；2004年提高到22.1％之後又一路下滑，到2008與2009年分別降到20.6％與18.3％。按2006年價格計算之投資成長率，在2001至2003年分別為-17.91％、1.12％、-0.11％；2008與2009年再度負成長，分別為-12.36％與-11.01％。其中，民間投資在2001、2008與2009年都大幅下降，分別為負成長22.98％、15.58％與17.91％。
國內投資遭排擠，自然會造成產業空洞化與經濟低迷不振，並影響產業升級的速度。因為多數台商既然可以利用原技術在中國生產原產品，便可較少或不在台灣從事研究與發展的投資活動，也可不必急於謀求企業體質之改善，結果當然會延緩產業升級。對比台灣與南韓自2000年以來的經濟發展策略與成就，即可印證此一推論之不虛。
南韓是採取「投資國內，壯大自己，提升價值，建立品牌，佈局全球」的發展策略；台灣則是「投資中國，壯大敵人，降低成本，從事代工，搶進中國」。南韓的國內投資率，在2000至2008年間平均為29％；台灣僅20.2％。同期間，對中國實際投資占本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南韓平均為0.53％，遠低於台灣的1.78％；在2008年南韓僅0.35％，而台灣則高達2.73％。台灣這些投資中國的資料，只是經濟部投審會核准的部分，若加計不必核准及未經核准或經由開曼群島等第三地轉投資中國的部分，比率當不下於5％。依英國經濟學人周刊（2009年5月9日）的估計，「迄今台灣投資中國的金額已高達4,000億美元。」此項估計額約為投審會歷年（1991~2008年）核准投資中國的累計金額755.6億美元的5.3倍，可以佐證前述「比率當不下於5％」的推論。對中國如此大量的投資，自然對台灣的國內投資產生嚴重的排擠效果。（見王塗發，2010.06）
在2000年，南韓平均每人GDP11,349美元，僅為台灣平均每人GDP14,704美元的77％。但由於兩國採取不同的經濟發展策略（南韓「提升價值與全球化」與台灣「降低成本與中國化」），南韓努力促進產業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而台灣則仰賴中國「降低成本」，減緩產業升級，到了2004年，南韓平均每人GDP提高到15,038美元，已超越台灣的15,012美元；到2007年更提高到21,655美元，把台灣的17,154美元遠遠拋諸於後。（見王塗發，2010.06）附帶的效果是：南韓的失業率由2000年4.4％降到2008年3.2％，2009年為3.6％；而台灣則由3.0％上升到4.14％，2009年更飆高到5.85％。
目前南韓已分別與歐盟、東協、美國（幾乎是全球市場的三分之二）等完成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以落實其「全球化」策略。反觀台灣的馬政府則僅急於與中國簽署ECFA，獨賴「中國化」一味藥方，而完全鎖入「一中市場」。台灣的DRAM產業與兩兆雙星的面板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幾乎被韓國打趴，不是沒有原因的。
2. 台灣出口品被取代的危機
台商投資中國，強化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使台灣的出口產業面臨嚴重的威脅。事實上，這種現象早已發生。根據陸委會的統計資料，在美國的進口市場中，台灣的市場佔有率，自1991年的4.72％逐年下滑，到2000年已降至3.33％，到2010年更降至1.88％；中國的市場佔有率則逐年上升，由3.89％增加到8.22％，再升高到19.09％。在日本的進口市場中，台灣的佔有率由2000年的4.71％下降至2010年的3.33％；同期間，中國的佔有率則由14.53％上升至22.11％，領先台灣的幅度不斷地擴大。在國際市場上此消彼長的態勢，十分明顯。
另外，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的研究，2004年台灣製造業產品在美國及日本市場被中國產品取代率分別高達13.21％及8.49％，其中尤以高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被中國取代率最高。2004年台灣高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輸往美國市場被中國產品取代率竟高達19.26％，而中、低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被中國取代率分別為8.56％及7.33％。在日本市場，2003年台灣高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被中國取代率為13.22％，而中、低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被中國取代率則分別為7.35％及10.87％。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製造業產品在美國及日本市場被中國取代率最高的不是低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反而是中、高技術人力密集度產品，且被取代的比率自2000年以後幾乎是不斷地提高。兩國相互競爭的替代效果，顯然已逐漸凌駕兩國分工的互補互利效果。（見王塗發，2009.12）
3. 台灣產業空洞化，失業率居高不下
由於台商赴中國投資，對國內投資產生排擠作用，加上台灣的出口競爭力受到中國的強大威脅，對國內企業形成更大的外移壓力，而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台商大量赴中國投資、生產，自然會帶走就業機會。不僅如此，在中國生產的商品回銷台灣，更打擊本土產業，加重台灣的失業問題。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2004年的研究，台商到中國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影響，在1993～2000年是-7.73％，在2000～2002年是-8.64％。（見王塗發，2009.12）
在2000年以前，我國失業率都維持在3％以下，但自「積極開放」政策之後，失業率就突破3％，在2001年達4.57﹪，2002年更高達5.17％。當時政府採取各種振興經濟方案及就業輔導措施，付出780多億元的代價，才使失業率逐漸降到2007年的3.91％。但是2008年5月馬政府上台，對中國「全面開放」後，又開始回升；2008年6月的失業率為3.95％，7月突破4％，12月突破5％，全年平均為4.14％。2009年更嚴重，7月突破6％，達6.07％，8月更飆高到6.13％，創台灣史上最高紀錄，且是亞洲四小龍最高；2009年平均失業率達5.85％，亦創下最高紀錄。2010年失業率雖稍下降，但仍處於相對高檔，平均失業率5.21％，是史上次高。
若加計想工作而未找工作者（有些人因長期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勞動市場）的廣義失業率，則2009年高達7.35％，史上最高，2010年雖有下降，但仍高達6.57％。在馬政府大量聘僱臨時工及補助企業聘用員工，以美化失業率的努力下，2010年12月失業率雖降至4.67％，但仍是亞洲四小龍最高（香港4.0％、南韓3.6％、新加坡2.1％）。很明顯的，台商投資中國，造成台灣的失業問題愈來愈嚴重。（見王塗發，2011.03）
4. 台灣所得分配持續惡化
根據主計處的資料，2010年1~12月平均失業人數57.7萬人，其中初次尋職者10.5萬人，非初次尋職者47.2萬人；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而失業者24.0萬人，占非初次尋職者的50.85％。而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則與企業外移（主要是西進中國）有關。
企業不斷大量西進乃形成三角貿易（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持續攀升。經濟部的統計資料顯示，2010年我國國內接單，但在海外生產（絕大部分是在中國）的比率高達50.43％，創史上新高，也顯示即使外銷訂單金額創新高，卻有超過一半的產能是在國外營運。海外生產比重超過五成的三角貿易雖對GDP的成長有貢獻，但主要是企業主及大股東獲利，並無助於促進國內就業，反而因企業外移，而造成勞工失業的困境。
失業率不斷升高，失業人數不斷增加的結果，在勞動市場往往造成實質薪資的下滑。我國實質正常性薪資成長率，在1999年為3.21％，但自2000年以來就都低於1.6％，2004~2008年，除2006年微幅成長0.64％外，都是負成長，2008年負成長3.13％。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2009年1至8月名目及實質平均薪資分別較上年同期減少6.79％及6.11％，都創下史上最大減幅；實質平均薪資更是1997年以來新低，等於回到十三年前的水準。（見王塗發，2009.12）再依主計處的資料，2010年10月，製造業實質薪資為新台幣36,208元，比2009年下降了3.4％（2009年為37,477元，成長率為-8.4％），比1995年的36,269元還低，等於回到15年前的水準；服務業實質薪資為38,405元，比2009年下降了8.6％（2009年為42,035元，成長率為-2.5％），比1992年的39,031元還低，等於回到18年前的水準（見附圖）。（見王塗發，2011.03）
當實質薪資成長低於經濟成長率，甚至負成長時，貧富差距勢必擴大，所得分配不均度必然惡化。依主計處的資料，在2000年，我國五等分最高所得組每戶所得是最低所得組每戶所得（政府移轉收支前）的6.57倍，2001年起都超過7倍，2007年與2008年分別達7.52倍與7.73倍，2009年高達8.22倍，創下史上最高紀錄，比2007年的7.52倍高出0.7倍；2010年為7.72倍。
附圖 台灣製造業與服務業實質薪資及其成長率變化圖（1991~20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5. 台灣經濟發展將受制於中國，經濟安全堪慮
中國加強對台灣的經貿交流只是其非武力統戰的一種策略而已；它包藏著極大的政治目的。中國以經濟拉住台灣的統戰策略，其實就是要掌握住台灣的經濟命脈，使其不費一兵一卒就可以達到併吞台灣的目的。而事實上，台商投資中國比重太高，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急增，再加上政府不斷地擴大開放中國的農工原料及半成品的進口，已使得影響台灣經濟發展最大的出口市場及生產原料被掌握在中國的手中。此即無異於將台灣的經濟命脈置於中國的掌握之中。這將使中國易於採取干擾台灣出口的政策措施，來影響台灣的產業發展，進而掌握台灣的經濟命脈，也更有能力藉經濟抵制之威脅來影響台灣的政策。一個國家自甘將其經濟命脈置於一個深具敵意的強國手中，其弊害絕不是任何短暫的、糖衣式的經濟利益所能抵補的。
根據維基解密網站公開美國副國務卿史坦柏格與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2009年5月的對談紀錄文件，李光耀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台灣採取有彈性且務實的策略，最大關鍵是透過經濟加強與台灣的聯繫，就如同現在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一樣，胡錦濤沒有固定時間表，不管要花十年、廿年甚至卅年都可以；但若中國有需要，「必要時可以關閉水龍頭」，隨時可以切斷中國供應台灣的資源（指對台灣的經濟支持）。（見自由時報，2010年12月1日）這一段秘聞反映出何以中國政府要與馬政府簽署ECFA，也印證了吾人對ECFA所引以為憂的後果—簽署ECFA，是將台灣「香港化」，將台灣鎖入「一中市場」，將台灣經濟「中國化」。（見王塗發，2010.06）而李光耀的「關閉水龍頭」說，則是呼應中國政府經濟智囊胡鞍鋼在2006年所提出的「貿易戰七天亡台」論。胡鞍鋼認為台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後，就像患了糖尿病，中國只要「停止供應胰島素」（指採取經貿制裁手段），台灣就會陷入「七天滅亡」的厄運。
即使中國不對台灣採取「貿易戰」，但目前台灣出口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高達七成，而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又超過四成，只要中國減少自台灣進口，台灣的經濟馬上就會受到嚴重的衝擊；2008年8月到2009年第一季就是如此。自2008年8月份台灣接自中國（含香港）的訂單年增率轉為負數，到11、12月的訂單年增率均創下逾四成跌幅，2009年1月更破天荒跌破五成，2009年第一季，台灣對中國出口大減45％，減幅居主要出口國之冠，乃是造成台灣該季經濟成長率負10.24％的主要因素，也是在全球金融風暴中台灣經濟受創最大的主要原因。
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經濟本就具有資源依賴性（98％以上的能源仰賴進口）與市場依賴性（依賴出口市場）的兩種脆弱特性。在馬政府簽署ECFA，使台灣融入「一中市場」後，台灣經濟又多了一項國家依賴性（依賴單一國家）的特性，使台灣的經濟安全風險倍增。
由於內需市場有限，台灣的經濟發展向來相當仰賴國際市場。因此，台灣的景氣受國際景氣循環波動的影響甚大。例如，2001年美國網路科技泡沫化與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都造成台灣經濟負成長。尤其2008年金融風暴的源頭在美國，我國金融保險業受到波及的程度相對而言並不大，但我國的總體經濟受創程度卻最深，2008年經濟成長率由前一年的6％大幅下降到0.7％，居亞洲四小龍之末；2009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較前一年同期衰退10.24％，全年經濟衰退1.9％，皆創下1951年有經濟統計紀錄以來的最大衰退幅度。主要的原因就是對中國依賴過深，而2008年第四季與2009年第一季，我國對中國出口大幅減少所致。（見王塗發，2010.06）
簽訂ECFA後，台灣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度更高。只要中國經濟打個噴嚏，台灣經濟就會重感冒；一旦中國崩潰或經濟硬著陸，台灣經濟受創的程度恐將遠甚於2001年的網路科技泡沫與2008年金融風暴的情況，台灣經濟安全十分堪憂。
6. 台灣將落入中國「以商圍政」策略的陷阱
中國從不諱言對台灣採取「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通促統」之策略，企圖以此笑臉攻勢瓦解台灣之心防與民防，以達成其併吞台灣的春秋大夢。中國投資熱之增溫，正一步一步地將台灣推向中國「以商圍政」的陷阱，猶如「溫水煮青蛙」一般。
而台商大量投資中國後也可能淪為人質。某些台商的行為將受到中國更大的影響，包括可能被脅迫必須去中國擴大投資，甚至發表符合中國利益而不利於台灣的言論，如2005年3月，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之後，奇美公司的許文龍先生就是被脅迫發表違心之論的例證。又如有些台商回台掌握媒體，透過其媒體第四權的力量來影響政府的政策。
7. 台灣的國家安全遭受嚴重的威脅
台商投資中國，直接為中國引進大量的資金與技術，有利於促進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並創造數以千萬計的就業機會（僅鴻海一家公司就為中國創造超過一百萬個就業機會）。同時，由台商投資而引進技術與管理，有助於提升其國際競爭力，並產生創匯效果。其外匯存底呈三級跳式的增加，由1988年的33.7億美元，到1998年底累積達1,450億美元，到2008年底更高達近2兆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存底國；目前更已超過3兆2仟億美元，全球無國能敵。
台商投資中國，壯大其經濟力及快速累積其外匯存底之後，自然會間接地促其加速軍事現代化，使中國不但成為經濟大國，更有能力成為軍事大國。近年來，中國大量向蘇聯採購先進的戰機、潛艇，不斷地擴增長程飛彈與核彈，頻頻對台灣實施軍事演習與導彈恐嚇，目前已佈署超過一千四百枚飛彈瞄準台灣，實已對台灣的國家安全與生存構成嚴重的威脅。這是台商長期投資中國，對台灣所造成的嚴重外部成本。
（二）對中國的影響
台商投資中國對中國可說是有利無害。其可能產生的影響也不限於經濟層面。就經濟層面而言，台商投資中國，直接為中國引進大量的資金與技術，有利於促進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並創造上千萬的就業機會。而且台商投資中國還具有示範效果，更吸引世界各國的資金也湧入中國。投資大增的結果，乃促使其經濟快速成長。同時，台商早期的投資較集中於勞力密集產業，故能為其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其次，由台商投資而引進技術與管理，有助於提升其國際競爭力，並產生創匯效果。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可由前述中國產品在國際主要市場（歐、美、日進口市場）之佔有率不斷上升反映出來。由於中國在歐、美等主要國際市場，年年產生巨額的貿易順差，使其外匯存底呈三級跳式的增加，如今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存底國。
第三，它將促使中國經濟與台灣經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對中國而言，正合其經濟統戰之意。如前所述，台商投資中國，導致台灣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依存度不斷地提高，等於是把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置於中國的掌握之中。
就非經濟層面而言，台商投資中國，壯大其經濟力及快速累積其外匯存底之後，自然會間接地促其加速軍事現代化，使中國不但成為經濟大國，更有能力成為軍事大國。這是中國所夢寐以求的，但對台灣卻是個夢魘。
五、中資來台對台灣的可能衝擊
馬政府以「自由化」、「全球化」為藉口，對中國全面開放，無異是「引狼入室」。其中有關開放中資來台投資部分，根據經濟部2009年6月30日所公布，第一階段開放投資的項目共有192項，包括製造業64項、服務業117項以及公共建設11項。製造業部分，包括配合兩岸產業合作而列為搭橋專案重點的汽車及其零件業、電話及手機業，以及電子零組件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等。服務業方面，包含與旅遊活動有關的觀光旅館業、餐館業；配合兩岸海運協議的船舶運送業、民用航空運輸業；第二類電信之一般業務（但總持股比率不超過50％）；以及與商業活動有關之行業如資訊、設計、會議服務業…等。公共建設部分，中資可以透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BOT）模式」）投資；主要項目包括「民用航空站及其設施」、「港埠及其設施」、「觀光及遊憩重大設備」三大類，其中民用航空站與設施及港埠設施之中資持股比率應低於50%。開放中資來台投資可能對台灣產生下列衝擊（本節參見王塗發，2009.08）：
（一）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將被掏空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者絕大多數是國營企業，其對外投資是具有計畫性與政治目的的。同樣的道理，中資如果要來台灣當然也是具有政治目的，也是為了要取得較先進的技術。同時，中國也會運用由外匯存底所成立的「國家主權基金」，對外進行「戰略性」投資。目前中國擁有三兆二仟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只要拿出五分之一，也就是6,400億美元 (約30.4兆新台幣)，就可以買下所有的台灣上市櫃公司，而且還有剩！何況中資也不需要全買，只需買他們想要的高科技公司，以取得關鍵技術，其實用不到其外匯存底的十分之一。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就曾擔心：中資來台後，政府若無法有效管理中國藉股權投資取得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將導致技術嚴重外流。而根據過去台灣對中國投資的管理經驗來看，馬政府是不可能有效管理中國藉股權投資取得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的。台灣一旦關鍵技術被掏空而喪失技術優勢，就失去經濟持續成長的動能，也就失去經濟的優勢。
（二）台灣的經濟命脈將掌握在中國的手中
馬政府開放中資來台BOT公共工程，屆時機場、港口等支持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一旦被中資BOT，中國更可掌握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經濟統戰是中國併吞台灣的第一步，馬政府邀請中資來台，是「引狼入室」，將台灣「送」給中國，而不是「賣」給中國。一旦台灣的經濟被中國所掌控，台灣被中國併吞也就水到渠成了！更何況機場、港口等設施也攸關國家安全，萬一被中資BOT，屆時台灣就完完全全被中國掌控了。至於開放第二類電信之一般業務，同樣影響國家安全至鉅。電信產業是國家戰略產業，由對台灣具有敵意、不放棄以武力併吞台灣的中國入股或買下台灣的電信業，不但容易產生企業情資被掌握、個資外洩等威脅，而且萬一中國與台灣發生軍事衝突時，中資投資的電信公司恐怕也不會配合台灣政府的動員。
（三）台灣將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
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已成為淨資本輸出國，引進外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引進技術，促進產業升級，而不是要補國內資本之不足。迄今，台商累計對中國投資的資金已超過四千億美元（新台幣十二兆元）足可證明。台灣既不缺資金，且產業技術又領先中國，馬政府為何要引中資來台？馬政府以「自由化」、「全球化」為藉口，對中國全面開放，經貿交流要完全正常化，顯然是別有居心。這其實就是馬政府所提倡的兩岸間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與資訊全面自由化之「兩岸一中共同市場」的一環。一旦「一中市場」建構完成，台灣的經濟將完全被中國所掌控，台灣的「經濟主權」必然喪失，台灣將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
這是因為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的經濟體，彼此關係也不對等。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達5.88兆美元，而台灣只有0.43兆美元，兩者經濟規模大小相差非常懸殊；台灣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國營企業佔重要地位的非自由市場經濟。在此不對稱、不對等的情況下，台灣的資金到了中國將有如掉進黑洞一般。台資到中國，必須持股超過50%才能掌控在中國的公司，但是中資介入台灣公司的經營，不必持股超過一半，在一般情況下甚至只要持有15％~20%的股權，中資就可以主導、操控在台灣的公司之經營，也可輕易地將關鍵技術搬回中國。中資取得台灣產業的先進技術，促進中國的產業升級，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在美、日、歐等主要國際市場上擊垮台灣企業，使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更加非得依賴中國不可。「一中市場」發展的結果，中國與台灣的經濟關係，將有如1970年代「國際依賴理論」所描繪的宗主與附庸（dominance and dependence）或中心與邊陲（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的關係。
六、開放金融交流對台灣的影響
2009年11月，馬政府未經國會審議就與中國政府簽訂兩岸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簡稱ＭＯＵ）。ＭＯＵ主要是針對台灣與中國金融監理機關，進行監理資訊交換、金融檢查、持續聯繫與危機處理等權利義務關係為書面約定，是金融監理的資訊交換平台。ＭＯＵ的簽訂，不僅為台灣金融業者開啟了進入中國市場的大門，也同時開啟了中國金融業者進入台灣市場的大門。
接著就是「市場准入」，進一步開放台灣金融業登陸及中資進入台灣金融服務業，為台灣與中國金融整合鋪路。如前所述，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又不對等的經濟體，再加上中國國營銀行規模超大，其四大國營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與中國銀行）中的任一家之資產都超過台灣所有銀行的資產總和，台灣的銀行根本無法與其競爭，中國的銀行要併吞台灣的銀行簡直是輕而易舉。如今開放金融交流，正是開啟中資銀行前來併吞台資銀行的大門；也等於歡迎中國來掌握台灣的金融體系，進而掌握台灣的經濟命脈。
另一方面，開放金融業西進中國，對台灣的衝擊將更甚於製造業西進的影響，將使「錢進中國、債留台灣」的情況更加惡化。金融服務業，特別是銀行業乃是特許行業，不同於製造業。因為銀行的投資資金大多來自社會大眾的存款，可能是其自有資金的數十倍，當銀行體系發生問題時，往往會造成擠兌，嚴重者更有可能形成金融危機，影響國家經濟穩定，所以說開放金融業西進，對台灣的衝擊將遠甚於製造業西進所造成的影響。製造業者投資中國如果失敗，其損失僅限於投資額度，且完全由該投資業者自行承受；但金融業（銀行）投資中國，如果失敗，其損失由在台灣的母行承受，可能造成擠兌風波，甚至爆發金融危機，等於風險要由全民來承受。而當中國經濟硬著陸或如惠譽信評公司在今年三月的預測，中國銀行可能在2013年爆發金融危機時，銀行投資中國失敗的可能性一定非常高。
中國政府為了因應金融危機，推出刺激經濟計畫，過去兩年（2009與2010年）銀行業配合政策，新增放款金額創最高紀錄，達人民幣17.5兆元，也助長房價大漲。中國2008和2009年的平均信用成長達18.6％。根據惠譽2005年開始採用的監督系統（先前曾預見冰島、愛爾蘭的危機），中國的系統性風險，在三個風險類別當中最高。惠譽信評公司因而表示，中國銀行業在2013年爆發危機的機率達六成。香港顧問公司Asianomics也預估，中國銀行業大舉放款，可能導致銀行壞帳高達四千億美元。（見自由時報，2011年3月9日）末日博士魯比尼（Nouriel Roubini）也在今年四月，指出中國將在2013年嘗到經濟硬著陸（hard landing）的苦果；他認為中國過度的投資（中國各地充斥實體資本、基礎建設與房地產的過度投資）最後將以一場金融危機或長期低成長作為結束。
其實，吾人早已指出，在中國經濟亮麗的外表之下潛藏不少危機與風險；過去二十多年失衡的發展模式（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已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嚴峻的挑戰，如過度投資、國營企業無效率、貿易摩擦、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及金融危機等經濟問題，大量失業、所得分配不均、貪污腐敗、抗爭事件頻傳等社會問題，以及因經濟過熱而造成的能源不足與環境惡化等問題。（見Wang, 2008. 12）迄今，這些問題並未能獲得有效的解決，且有惡化之趨勢。最近（10月9日），工商時報的一篇社論即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內生型金融危機）到來的三要素，包括通貨膨脹、信用擴張、以及因過度投資（尤其是房地產）所導致的社會投資報酬率偏低問題，近年來似乎已在中國陸續浮現。
自由時報10月10日的社論「中國經濟泡沫連環爆 全球都要警惕」也指出，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危機已瀕臨爆發邊緣。該社論指出，「中國企業經營的條件愈來愈惡劣，加上資金緊縮，除了國營企業，一般中小企業根本求貸無門，只得向地下的高利貸業者借貸。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行上半年調查，溫州民間借貸平均年利率達24.4％，一般中小企業一年盈利率約3％、4％，因此借高利貸等於是飲鴆止渴…。更可怕的是，企業或個人貪圖高利，前呼後擁投入高利貸市場，…以致在中國捲起高利貸投機潮。以溫州為例，就有89％的家庭或個人，近六成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市場規模達人民幣1,100億元，為該市銀行貸款的五分之一、民間資本總量的六分之一，…。而現在全中國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溫州，一旦泡沫破裂，勢必帶來一場經濟浩劫。」
接著，該社論進一步指出，「如今溫州正在掀起倒債風，最大的案件是溫州信泰集團倒債達人民幣20億元，而每天倒債跑路的老闆一大堆，事態之嚴重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必須親赴溫州，要求一個月內解決，否則大火繼續延燒，後果不堪設想。而中國除了高利貸風暴，還有積重難返的地方政府債務泡沫、房地產泡沫，一旦連環爆，中國本身就足以形成一場超級風暴，肆虐全球經濟與市場。」最後該社論還特別呼籲馬英九先生，不應只顧選舉，忽視目前全球金融風暴的危機，特別是中國即將破裂的泡沫對台灣的衝擊，應審慎研擬對策，降低對台灣的傷害。
然而，儘管今年來，中國金融緊縮和關廠倒閉潮持續擴大，中國金融風險不斷攀升，馬政府仍不斷開放、鬆綁兩岸金融業務往來與投資。根據自由時報10月11日報導，針對本國銀行在中國授信、投資及拆借資金總額上限（即「國銀在中國總曝險額度」上限）門檻，銀行業者向金管會提案建議為「總資產的三成」，央行則主張「淨值五成」為宜，經金管會綜合評估，把曝險額度訂為「淨值六成」。不料，行政院卻大筆一揮，把總曝險額度門檻往上調高為「淨值一倍」（即100％）。若以目前登陸中國設分行或辦事處的本國銀行計算，總曝險額度高達新台幣1.2兆餘元。這豈不是要把台灣推向中國的火坑！
七、結語
在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之前，台灣與中國幾乎沒有經貿交流的空間。但在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之後，兩國經貿往來十分熱絡，經貿關係不斷升高。雖然在1996年發生台海飛彈危機，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後，台灣的中國投資熱才稍微降溫；但是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於2001年放棄「戒急用忍」政策，改採「積極開放」政策，大幅放寬製造業對中國投資，而掀起另一波中國投資熱潮。而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的馬政府上台後，馬上對中國採取「全面開放」的政策，並開放金融服務業與中國交流，而造成另一波更大的中國投資熱潮。台灣與中國的經貿交流乃更加熱絡、深化。
目前投資中國占台灣對外投資總額八成以上，對中國出口則占台灣總出口四成以上，等於在經濟上「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由於投資過度集中於中國與出口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台灣實已步入經濟「中國化」的陷阱，已被鎖入「一中市場」，台灣的經濟安全風險非常大。一旦中國經濟硬著陸或中國崩潰（遲早的事），台灣經濟將受重創。這也無異於是將經濟命脈置於「敵國」的掌握中，國家安全堪慮。
由於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也不對等的經濟體，兩者經濟規模大小相差非常懸殊；台灣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國營企業佔重要地位的非自由市場經濟。台灣一廂情願依自由市場競爭原則與中國經貿交流，不僅自陷於自由市場的迷思，更已為台灣帶來諸多不利的後果。台灣想依賴一直處心積慮要併吞台灣的中國來發展經濟，無異是與虎謀皮、自掘墳墓。台灣如果還是執迷不悟，繼續採取「依賴中國，降低成本」的發展策略，而不改採「投資國內，提升價值，建立品牌，佈局全球」的發展策略，則台灣未來的發展將完全由中國來決定！台灣人將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

延伸閱讀：

1. 王塗發，2011.03，「馬英九締造三十年來台灣痛苦指數新高紀錄」，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3期，2011年3月30日，第110-114頁。

2. 王塗發，2010.06，「從ECFA看台灣的經濟危機與出路」，新台灣國策智庫TBT政策論壇1：ECFA大衝擊：台灣的危機與挑戰，台北市：新台灣國策智庫出版，2010年6月，第三章，第43-65頁。

3. 王塗發，2009.12，「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的真相與省思」，群策會群策叢書018，ECFA的政經災難—群策會論壇紀實，2009年12月初版，第57-68頁。

4. 王塗發，2009.08，「中資來台對台灣經濟命脈之威脅」，發表於「中資風暴—開放中資來台：引狼入室？」座談會，台北市，2009年8月29日。（收錄於群策會群策叢書018，ECFA的政經災難—群策會論壇紀實，2009年12月初版，第184-192頁。）

5. 王塗發，2008.12，「台灣經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發表於「台灣的經濟前景」座談會，台北市，2008年12月22日。

6. Wang, To-far, 2008. 12,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Challenges” 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and Cheng-Yi Lin edited,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chapter 5),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UK.

（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學術研討會，台北市 2011年10月22、23日）